第777章 緣由（2/2）

「是啊，熙寧變法遭到舊黨反對，王介甫將舊黨盡數趕出朝去，但是依然遭到樞密使文彥博、副宰相馮京、退居洛陽的司馬光、在外的舊相富弼，再加上外戚力量群起攻之，遂被罷相。後雖短暫復相，可依然四處被阻，舉步維艱。而隨著神宗皇帝西行，高太后垂簾，司馬光等人隨即復相，其立即啟用呂公著、劉摯、范純仁、呂大防、蘇軾等一批保守派官員，隨即新法一概廢除，變法派朝臣一概罷免。而隨著奸相蔡京入朝，朝堂之上再無君子！」謝翱嘆口氣言道。

「兩黨之爭，讓朝廷陷入極端混亂，奸佞當朝，誤國誤民，君子退出朝堂，實在是可嘆可悲。而蘇、王二人能在晚年握手言和，把酒賦詩，雖緣於最終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觀看待對方的長處，由此而能包容對方的不足，進而認識自身。但明心見性，足可見二人君子之風，可他們的悲壯也令人嘆息！」趙昺也頗覺惋惜地道。

「陛下以為朋黨之禍何以不絕，綿延百年仍在？」文天祥問道。

「朕也曾苦思，黨爭不除朝中永無寧日，雖然當前行朝經過大浪淘沙，余者多少忠貞義士，但黨爭之陰霾依然不散。我們仍需警惕，朕以為其中緣由不外有三。」趙昺想想言道。

「聖人早有言君子不黨，歷代朋黨為禍的事實想各位也熟知，但之所以至今為之不絕，無外乎權利二字。當年太祖立國之初其幕僚皆為北人，他們便以主人自居，聯合起來排擠南人，以致立國之初五十年南人無一人官至宰相。他們狹隘的地域觀念從而左右了官員的政治傾向，，成為朋黨之爭潛在的動因。」

「再有我朝朋黨之興，雖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己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而自命為君子人者，亦倒用其術以相禁制。但就其實際結果來看，並未開闢全新的政治局面，反而對朝野風氣造成極為惡劣影響，嚴重干擾政務的正常運行和革新的順利推進，進而演化成黨派傾軋和惡鬥。」

「另外官場惡鬥使得一些士大夫心灰意冷，循規蹈矩，謹小慎微，完全喪失了往日的銳氣。那些還沒有進入仕途的讀書人也群起效仿，亦步亦趨，失去進取心和正義感，讀書只是為了做官，做官只是為了趨利。在這種意識驅使下，文人士大夫所讀之書皆場屋之書，所習之術皆求官之術。所謂聖人之言、先王之政，也都成了幌子，無人潛心深究，造成了我朝文風極盛而士風日壞的弊病。」

「此外……此外……」

「陛下此外還有什麼？」三人聽小皇帝說的頭頭是道，不住的點頭稱是，可其突然猶豫不言了，文天祥急忙問道。

「……」趙昺沉默了片刻，這話還真不好說。按照禮制自己是不能言父過，臣不能言君過，而朋黨之禍的起因說好聽點兒正是由於仁宗的過度寬仁，說句大白話就是因為其又傻又窩囊造成的。

由於太祖定下的規矩，使士大夫階層言事權得到了家法的支持和保障，且歷代皇帝也非常重視士大夫的言事權。與此同時，士大夫的基本人格在政治方面也受到了相當的尊重，至少在一定的範圍內，士大夫與皇帝的政治人格權是平等的。

當然歷史證明皇帝的政治人格權還需要士大夫自身的忠君意識來維繫，所以在皇權有所削弱的同時士大夫則強化他們了自身的忠君意識。政治地位的提高也使士大夫階層自信心爆棚，他們不過實際情況急於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但因為觀點和方式的不同，自己之間又產生衝突。

熙寧變革的失敗，皇家同樣有脫不開的責任。神宗年輕氣盛，一心想做大事情，支持王安石變法，但是當遇到困難和阻力時便開始退縮和妥協，而他的釜底抽薪等於將王安石及新黨直接放到了火上烤，也等於將黨爭推向了高潮。當神宗死後，十歲的哲宗繼位，高太后垂簾聽政迅速將新黨全部驅出朝廷。而她這麼做只是因為變法觸動了外戚的利益及自己的好惡，如此將使大宋中興的最後機會喪失。

另外一件讓趙昺欲言又止的事情就是士大夫階層對於『嗣君』的選擇的話語權。泛泛而言士大夫的言事權包括政治、思想、軍事、外交、用人等多個方面，尤以嗣君為要。實際上能否參與商定嗣君這樣的重大事件也是宋朝士大夫是否已進入其國家權力核心的根本標誌。

因而像嗣君這樣的大事，士大夫是絕不能袖手旁觀的，歷史經驗早已證明誰控制了嗣君權誰就控制了朝政，且歷史上所說的宦官或外戚專權都正是因為握有嗣君權才得以實現。趙昺現在也正面臨著這樣一場危機，可以說這是他身上最後一根軟肋……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