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１７９章 好事難做（2/2）

二是清談的人，必須是文化人。象工農兵的關心的都是四時農桑啦，國土防禦啦，這些也都是俗務，不能參與清談的。清談的內容開始主要是談學術。因為中國古代學術沒有自然科學，也不講實驗，那麼學術的增進主要是靠談來交流。

這種情況到兩晉時期發生了變化。因為那時候門閥壟斷了進身之階，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績，第二那時候不用考科舉。只要是士家大族子弟，天生就有了當大官的本錢。這樣子，自然沒有必要關心實際的東西，再加上門閥子弟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優越感，所以更不願意談論世俗的話題。有關國計民生，自然物理，軍事政治等等一概視為降低身份的東西。反而誰要是能「談「，能把人侃暈，誰就被視為水平高。

所以那時候是在朝也談，在野也談，誰也不管正經事。甚至有州縣官一到任就關起門來喝酒清談，在任數年都不知道本地人口多少，賦稅幾何的。這在當時被視為「清高脫俗」，以此為榮。大家是要爭相仿效的。即使是很久後，還有人不斷的仰慕，有「可憐東晉最風流」的詩句。這就是後人所說「清談誤國」的由來。

清談還有一位形影不離的兄弟，就是清議。南北朝時期外族對中原的掃蕩和軍閥混戰，摧毀了門閥士族的社會基礎。隋唐始創科舉，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對人事的壟斷，寒門出身的知識份子可以參政，官員定期要考核，清談也只好壽終正寢，取而代之的，就是清議了。

與清談不同，清議在於論政，針對當時的政治和人物。清議是清談的孿生兄弟。古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總是與政治息息相關，所以談著談著，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時事，品評人物。早在漢末，閹宦當道，官場成了買賣場。在野文士無由仕進，又痛恨政局腐敗，所以就「匹夫激揚，處士橫議」。

由是可知，清議一開始是在野人士的專利。因為既關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議」。清議當然也不是誰都能議。這些「議員「都是所謂的清流，也就是純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賈再有錢也是沒有資格議的，後來甚至不靠科舉而登入仕途，或在戰場上一刀一槍爬上來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而清議比起清談，顯然進了一大步，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學。由於清流士風使然，他們不畏權貴，倡導廉潔正義，揭露貪官污吏。如果晉代時還有不同的學派和學說，那麼自宋以後，士人們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已經高度統一。他們的清議，往往眾口同聲，其利斷金。

在以名節為重的當時社會文士階層出身的官僚不論在朝在野，都為其所左右。清議儼然已經成為政治輿論的導向，時事的風向標，讓統治者都不得不重視起來，因為它的背後是整個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階層。

當然任何時代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的文化之分。清議在另一方面，趙昺也以為喜歡研究時事不是壞事，但是一旦脫離實際，胡說八道那就成禍事了。因為他們對待政事和人物，總是從道德角度出發。政務的討論也首先搶占道德至高點，而不注重量化標準。其實這不奇怪，儒家學說本來就是道德哲學，也是他們立身的根本。可清議之風如此盛行，它對國家人民到底有什麼幫助，趙昺以為就很難說了。

就拿大宋的歷代皇帝來說，其中不乏有想做些事情的人，但凡想做點改革每每都遇到清議的強大阻力。許多加強國防，改進民生的改革都無法實施。南宋長期偏安江南，北伐一直難以成功，除了皇帝昏庸、朝政腐敗的原因外，可以說清流士大夫要負一大半的責任。可以說清議之風成事寡，敗事多。

在趙昺的記憶中，清談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之時，應該是在明朝。可他覺得當下清談也有愈演愈烈之勢，他覺得自己也沒有幹什麼天怒人怨，傷天害理之事，可反對的聲音一直就不斷。為此自己也做過反思，他以為自己的一系列改革還是動了一些士人的奶酪，從而遭至他們明里暗裡的抵制。

趙昺最終是不顧朝野輿論，藉助軍隊的力量強行推行，更而激發了他們的『凶性』。而北伐以來，各種聲音是塵囂日上，連幾位丞相都被牽扯其中，被罵為助紂為虐的奸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