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57 讓顧秉謙上奏本】（2/2）
隨著明朝軍力的下降和紙幣的貶值，明朝廷再也無法用強行壓價和支付紙幣來賺取利潤，1433年明朝能用半貫紙幣買到時價5-50貫的香料，能用50貫紙幣購買一兩黃金，而官方兌換率是400貫。
但在1453年當香料市價5-8分白銀時，明廷需付7分現銀，朝貢貿易已無利可圖。
最後，長達三個世紀的向東南沿海的人口大遷移停止，大批人口回流內陸，浙江人口從1050萬降至530萬，福建人口從400萬降至200萬，廣東人口從300萬將至200萬。
人口和經濟中心的北移，使向海洋擴張的壓力大大減輕。
這一時期的一系列變動使明朝對海洋的興趣減少，但缺乏刺激只是水師衰落的動因之一。
其次，明朝把資源投向其他方面。
倭寇的威脅是巨大的，但絕不是致命的，明朝的最大威脅來自蒙古高原的遊牧騎兵。
洪武和永樂時代的遠征，使蒙古人遭到重創，並發生分裂，但當明朝軍隊衰落時，他們發動了對明朝的反擊。
1449年，蒙古軍隊俘虜了明朝皇帝並直逼京城，防範來自北方的威脅成為帝國的戰略中心，因此它必然在海洋方向撤退。
大多數明朝官員們不了解水師的重要性，反而挪用本應用於水師的資源。
大運河開通後，他們把水師士兵調往運河運輸糧食，水兵變成了運輸工人。
沿海的士兵七成以上被派去種地，三成被派去造船，大批水師人員被調往京城修建宮殿，本應用的海防的人力被運輸業，農業和建築業所占用。
最可怕的是短視的皇帝們大量挪用水師餉銀。
1425年停止海上遠征所節省的經費被用來賞賜皇帝的家屬。
1436年，戰艦製造被大大削減，經費被用來修造皇帝的墳墓。
再次，明朝政權的腐化和地緣政治思想的落後，是明朝水師衰落的重要原因
明朝的腐化所帶來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皇帝挪用水師餉銀，宦官動用運輸船隊，軍官剋扣水兵軍餉，並動用戰船進行走私，都造成了水師的疲憊不堪。
同時整個明朝陷入黨派之爭，沒有人去關心明朝的海上利益。
腐敗的危害是明顯的，但思想觀念的阻礙，確實難以察覺的。
中國古代地緣政治思想，有兩個致命弱點。
第一，缺乏海權觀念，是典型的大陸性地緣政治觀。
中國並不是缺乏航海傳統的國家，至遲在春秋時代就有了海上運輸和海軍。
但卻缺乏對海洋戰略價值的重視，只有鄭和有對海洋的戰略眼光，鄭和艦隊的部分成員擁有海上探險精神，為此他們曾深入前人從未涉足的海域，他們實際上是進入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的第一批航海家。
然而他們悲慘的出身註定他們的努力是失敗的。
這些中國古代罕見的航海家都是備受歧視的宦官，他們的成功只能加重主流社會對航海的敵視。
明朝官僚們在1422年趁鄭和遠在海外之際，終於讓皇帝放棄了海外擴張的企圖，他們的理由是，外面的世界太大了，它讓我們感到恐懼。
不久鄭和被招回，艦隊在海港中爛掉，它的航海資料被兵部銷毀，停止建造遠洋艦船，嚴禁海外私人貿易，將近在咫尺的制海權拱手讓與他人。
海權觀念的缺失造成了國防戰略中的大陸軍主義，從而使水師得不到足夠的資源。
第二個致命弱點是半虛構的中國中心論，中國在自古認為自己是天朝上國，把其他國家當作蠻夷，沉醉在起初是真實的繼則是虛幻的最後是偽造的世界中心地位中，不願意了解朝貢圈外的世界。
由於落後的地理觀，當時認為鄭和已到達整個世界，在海上沒有發現與中國抗衡的力量，因此保持水師也變得沒有必要。
中國中心論所帶來的文化優越感，使中國執行了一條世界主義的外交路線，儘管也有地緣政治利益和資源-貿易上的考慮，但更注重價值觀的推行和文化的輻射。
這種對外戰略比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要文明得多，但卻容易漠視本國的戰略利益。
當鄭和粉碎了來自馬六甲海峽，錫蘭和爪哇的挑戰時，明帝國獲得了控制這些戰略要地的合法性，從而可以控制亞歐國際航路。
然而傳統的懷柔政策再次導致坐失良機，否則葡萄牙人根本沒有機會進入遠東。
民族國家意識的缺失，造成了明朝海外利益的自動放棄。
這一切加在一起，造成一個可悲的結局，當西歐為了建立海軍不惜像威尼斯銀行家借貸時，明朝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大夏卻將具有重要戰略價值，歷經鄭和船隊數十年捨生忘死才得到的航海資料銷毀，而且受到明朝所有官員的稱讚。
一支曾在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發揮過重要影響的海上力量的撤退，無疑會帶來深遠和複雜的影響。
北印度洋朝貢貿易圈的崩潰也是大明海軍衰落的重要原因。
中國商人早在唐宋時期便在印度洋貿易中發揮重要作用，這種影響延伸至十六世紀。
戈雷多曾說他在印度海岸發現許多中國人的商站。
另一本葡萄牙著作說據荷姆茲人講中國船很多，僅一次漲潮就有4000艘中國船進入海峽。
在鄭和海上遠征中，通過軍事威懾和和平貿易，使許多印度洋國家成為明朝的藩屬，構成北印度洋朝貢貿易圈。
包括孟加拉，斯里蘭卡，印度西南海岸，荷姆茲，亞丁和非洲東海岸的三座城市，摩加迪沙，孟巴薩，拉瓦爾。
這些城市控制著通往西亞，東非和印度腹地的商路。
當時阿拉伯商人壟斷印度洋貿易的時代已經過去，而葡萄牙人要到1498年才能來到，中國有一個世紀的時間控制印度洋貿易，進而使印度洋成為明明朝的內湖。
由此大明將在新航路開闢之前成為世界性海上強國，並控制海上絲綢香料之路。
西方人將沒有機會建立在亞非的霸權。
但這一切都隨著海上遠征的結束化為泡影。
儘管朝貢貿易仍在繼續，印度洋上還有許多中國私人商船，但中國已喪失了對印度洋貿易的控制。
失去強大的海上威懾力量，外國商人便不願按官方比價買賣並接受紙幣，從事朝貢貿易因此無利可圖而減少。
而明明朝與北印度洋各國的外交關係也隨之疏遠。
同時，沒有海上護航的商船隊是沒有安全保障的。
僅在1511年7月7日一天，便有五艘中國商船在馬六甲海峽遭到海盜搶劫，他們卻得不到祖國的任何保護。
將水師撤出印度洋的明朝已無力保護它的北印度洋藩屬。
鄭和遠徵結束不足一個世紀，北印度洋朝貢圈已土崩瓦解。
1511年葡萄牙占領拉瓦爾，1520年它吞併了豪巴薩和摩加迪沙，1510年他完成了對印度西南海岸的占領，1511年馬六甲淪陷，1515年荷姆茲陷落，不久它又吞併了斯里蘭卡西部。
至此，除亞丁外明帝國在印度洋的屬國都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
曾在印度洋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國商人或被驅逐，或俯首稱臣。
由於遭到葡萄牙人的重稅盤剝和海盜掠奪，中國商人在印度洋上處於不利地位。
儘管葡萄牙人在印度洋貿易中沒有任何用有競爭力的工業品和航運能力，但依靠海軍優勢依舊獲得巨額利潤，占其國際貿易總利潤的80%。
對此明朝不僅無所作為，簡直一無所知。
當馬六甲淪陷後，它只能發布一道詔書，命令葡萄牙撤退，令泰國出兵，因為大明這個時候在印度洋已無一兵一卒。
北印度洋朝貢貿易圈的崩潰使七次遠征，三十年的經營化為烏有，中國喪失了成為世界性帝國的機會。
而且使當地人民成為葡萄牙的奴隸，遭受殘酷的殖民統治。
作為唯一能阻止葡萄牙的東方帝國，中國不但沒有負起保護者的責任，而且喪失了海上的軍事屏障和貿易通道，而這是中國成為全球性強國的最後機會。
東南亞勢力範圍的萎縮也是大明水師衰落的一個原因。
相對來說，北印度洋朝貢圈實際上只是一些沿海城市，中國除了得到文化優越感外，便只能得到長頸鹿，珍珠和生薑了。
這些港口城市的價值在於他們是印度洋的戰略要地，控制它們將控制亞歐國際航路，而中國並非一個致力於海上擴張的商業殖民帝國。
東南亞對中國的意義重要得多，明帝國的主要屬國大部分都在這裡，全部中南半島和大部分南洋群島都是中國的屬國。
馬六甲和舊港在名義上還是中國的海外領土。
在朝貢貿易中，中國從這裡得到礦產，木材，香料，黃金，珠寶和大米。尤其是從東南亞進口的錫礦石和大米對中國經濟意義重大，前者是製造銅錢的重要原料，後者是供給閩粵居民的糧食來源。
而通過向東南亞出口或轉口，中國的制瓷業，紡織業，制茶業和造船業盈利甚巨。財富之巨，「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
除了貿易之外中國移民還在東南亞的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同時中國通過調節國際糾紛，壓抑爪哇，泰國，越南等地區霸國，建立自己主導下的中國-東南亞體系，將東南亞納入自己的華夷宗藩體系，從而在自己的東南方向建立了一個的巨大的戰略緩衝區。
對於東南亞的戰略地位，鄭和曾說：「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來於海，危險亦來自於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海洋，華夏危矣。我國艦隊戰無不勝，可用置於擴大通商，制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海洋。」
像鄭和這樣有戰略眼光的人才畢竟很少，明朝不但自身從東南亞撤退，並嚴厲鎮壓東南亞華商集團，破壞了宋元以來的華商網絡。
但華商轉而採取走私貿易甚至海盜貿易，最終迫使朝廷放棄海禁。
同時在人口和賦稅壓力下，東南沿海大批居民移民東南亞。華僑在東南亞有自治地位，並擁有武裝，在經濟上擁有巨大實力。
「從仁宣時代積極經營南洋，南洋已成為中國一部分，無論在經濟，文化政治上都為中國附庸。南洋之開化，完全屬於中國人之努力。假使明朝能繼續經營，等不到歐洲人的東來，南洋諸國已成為中國之領地。」
鄭和的預言不幸被言中了，由於明朝水師的撤退，中國喪失了東南亞的控制權，中國艦隊撤走後，越南、泰國等地區強國又以強凌弱，東南亞再次陷入了混亂局面。
「及鄭和之戰艦有南洋撤回，諸小國及散居各處之島嶼，亦皆立即瓦解，恢復其往昔互哄之狀態」。
中國只剩下宗主的虛名，喪失了海上威懾力量，使它無力制止各藩屬國之間的爭霸戰爭，宗藩關係日益空心化，最終成為禮儀性的。
安南便曾不顧明帝國的警告，吞併了同屬明藩屬的占城。
韋寶的天地會治下地區，目前僅僅存在於大陸。
就像是一條巨龍的尾巴，陸地的控制區域，只是韋寶在積蓄力量。
韋寶很清楚，要想讓這條巨龍成型，以至於騰飛，唯一的方式便是讓巨龍出海，到更加廣闊的天地去翱翔。
次日，韋寶很早就到了內閣。
平時內閣大臣們都是很守時的。
不管是閹黨大臣，還是東林黨大臣，不存在勞動紀律的問題。
可是今天，平時經常趕不上早朝的韋寶，卻是第一個來的，這是因為他們昨天都喝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