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49 天啟算是很不錯的皇帝】（1/2）

六年，西北流民成軍，聲勢愈大，過黃河，號為黃金軍，入河南。

七年，以陳奇瑜都督五省拒之。九年，張獻忠入四川，建號。

因以黃金軍入蜀，故稱黃蜀。

十一年，各軍剿黃金軍頗得成效。

十二年，孫傳庭總督西北。

十四年，李自成整合黃金軍餘部，進逼洛陽，孫傳庭以秦軍力拒之。

健康十五年，後金犯錦州，以洪承疇督薊遼拒之。洪持重緩進，兵部有主張速戰者，為吳襄呵斥。

後金師久無功，終於退卻。洪部亦歸。

十七年，李自成、秦軍對峙潼關。吳襄及家眷歸遼，為人襲殺。

襄子三桂接掌禁軍，徹查此案，誅故首輔周延儒、兵部尚書陳新甲等數百人。

太子奔南京，號召南京討明賊吳三桂。史可法出師北伐，不利。

洪、孫諸將勸和。太子自號監國，以史可法為兵部尚書，東南自保。

中原、黃蜀、江東三足之勢初成。

呵呵，隨便幻想歷史。

不過，反正天啟皇帝朱由校不死的話，大明沒有那麼快倒台是肯定的。

因為，以天啟皇帝朱由校和魏忠賢這對黃金搭檔，如果時局真的不濟，跑路是很有可能的。

事實上，如果崇禎肯跑路，大明也同樣能續命，怎麼樣都不會讓建奴那麼容易過長江。

有長江天險，建奴沒有水師。

有號召力的皇權，各地不會大亂。

有水路縱橫的大縱深地帶，建奴還真沒有那麼容易得到大明這個超級大禮包。

對天啟皇帝的評價，不管是太正面，還是太反面，韋寶都覺得不合理。

天啟皇帝的好學勤奮和對軍事邊防的強烈興趣。

主流歷史輿論一直給後人灌輸印象就是，天啟大概是一個只會做木匠的白痴皇帝，還是個文盲，喜好的除了做木匠，就是吃喝玩樂。

但《明熹宗實錄》不是這樣，事實也不是這樣，韋寶就有直接的話語權，人家天啟皇帝朱由校是愛思考的人，就憑這一點，這個人是肯定聰明的。

實錄中記載天啟皇帝御文華殿講讀的記載比比皆是，對軍國大事親自發表議論更是史不絕書。

從真正嚴肅的史料來判斷，天啟皇帝文化水平是高的，頭腦也是聰敏的，他對軍事、對用人的許多意見往往比他的臣下更高明。

大部分人印象里天啟皇帝因為做木匠而不理朝政的說法得自於清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談》：「有老宮監言：『明熹宗在宮中，好手制小樓閣，斧斤不去手，雕鏤精絕。魏忠賢每伺帝製作酣時，輒以諸部院章奏進，帝輒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閹權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而王士禛的《池北偶談》記載的源頭又當是出自明太監劉若愚在崇禎年間寫成的《酌中志》一書。

《酌中志》的原文是：「先帝好馳馬，好看武戲，又極好作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削機啟閉灌輸，或涌瀉如噴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機於下，借水力沖擁圓木球，如核桃大者，於水涌之大小般旋宛轉，隨高隨下，久而不墜，視為戲笑，皆出人意表。逆賢客氏喝采讚美之，天縱聰明非人力也。聖性又好蓋房，凡自操斧鋸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監、內官監辦用，先帝與親昵近臣如塗文輔、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齊良臣、李本忠、張應詔、高永壽等，朝夕營造，成而喜，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愛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毀，惟快聖意片時之適。當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窺視，或有緊切本章，體乾等奏文書，一邊經管鄙事，一邊傾耳注聽。奏請畢，玉音即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

熹宗心靈手巧，善於機械設計，精於建築家具的製造，具有這方面的天才是事實。

但說天啟皇帝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這不過是輾轉傳聞之後，對事實的歪曲。

《酌中志》里也說一邊經管鄙事，一邊傾耳注聽。

所謂太阿之柄下移不過是劉若愚自己的揣測。

天啟時期，知識分子群體東林黨的處境慘了一點，也就難怪天啟被醜化成極度無能不堪。

劉若愚在寫《酌中志》的時候，正是崇禎時期被關入獄中，本身為了急於脫罪，撇清和魏忠賢等的關係，也就難免順著當時的主流輿論說天啟喜歡做木匠，而讓魏忠賢竊權了。

但從更嚴肅一點的歷史資料來看，天啟絕不是那些文人口中昏聵無能只會做木匠的皇帝。

以清修《明史》說，儘管在本紀里對天啟極盡醜詆能事，所謂「重以帝之庸懦，婦寺竊柄，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但在有些地方也是不得不透露了點真實情形的。

比如在明史孫承宗傳里提到「帝每聽承宗講，輒曰『心開』，故眷注特殷」。

給皇帝講課不是能隨心所欲的，內容都是有規定的。

不象說書先生一樣，光撿那些好玩的有趣的，哄小孩子開心的故事講就行了，其基本內容還是要局限在儒家的經典著作上。

孫承宗課講的好，固然是一方面。

天啟皇帝能聽這種課程，聽的很開心，那也絕對是一有靈性的，頭腦聰敏的好學生。

同樣是《孫承宗傳》里還有一處記載，也表明天啟皇帝除了對做木匠感興趣之外，還對一件事情很感興趣。

「帝好察邊情，時令東廠遣人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

一般來說，皇帝對於邊情，聽官員的奏報也就可以了。

但天啟皇帝顯然對軍事邊防的興趣並不僅僅限於例行公事的聽奏報，而有更大的主動性，積極性。所以才會另外專門派遣東廠人員去探聽邊防情報。

而這種積極主動的情報意識可能是大部分明朝文官都不具備的，看看後來袁崇煥、王洽等人在情報工作上的麻木無能就可見一斑了。

那時候的天啟皇帝也不過十六歲而已，換現在也就是一個高中生差不多，這就更難能可貴了。

當然《明史》的記載畢竟是只鱗片爪的，要想對天啟有更全面的了解，還是要看熹宗實錄。

天啟元年十二月的時候，內閣首輔葉向高曾經給天啟皇帝上疏說：「我皇上聰明天縱，朝講時臨，真可謂勤政好學之主矣。但今之嘗朝，既是套數具文，無關於政事。而日講開陳，時刻有限，亦恐不能洞悉於義理之精微，古今政治之得失。」

也就是承認天啟很勤奮，經常上朝，也經常聽講。

接下來他又擔心皇帝退處深宮，會荒廢時間。但看見天啟批閱奏疏的時候，會經常傳諭，說明天啟即便在宮內都是非常留神關心國事政務：「嘗見皇上發擬本章，每多傳諭，以此仰窺聖心留神庶政」。

但就是傳諭內容過於瑣細，要一一回復，對大臣來說也過於繁瑣了，感覺有些吃不消：「臣等欲一一言之，則不勝其煩，欲默而不言，則又失輔弼之職」。

對此葉向高提出批評，希望皇帝以後注意改進。另外還提醒皇帝，在平時休閒的時候也要注意學習，不要浪費時間：「皇上尤於燕閒遊豫之時，覽觀經史，深戒怠荒，此宗社蒼生之大幸也。」

天啟皇帝的回覆是：「朕在宮中，每日披閱文書，覽誦經史及祖宗訓錄，兼時事憂勞，何有多暇？卿為輔弼元老，正賴責難陳善，匡朕不逮。覽奏具悉忠悃。」

也就是說他在宮裡，每天都在批閱文件，都在閱讀經史著作，再加上操心時事，並沒有太多空閒的時間。

儘管如此，還是很感謝葉向高能夠提出批評建議。

能做到這點，不說有多優秀，至少算是優秀皇帝行列了。

可沒有多少太平盛世的皇帝這麼勤奮的。

在軍事問題上，天啟的見識比袁崇煥和孫承宗要高明。

從天啟皇帝對許多問題的批示和處理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見識能力，有時候還在他的那些臣下之上，甚至是他的老師孫承宗之上。

在天啟六年十一月的時候，袁崇煥曾經上奏疏吹牛，依靠在關外修城屯田，就能夠讓後金投降。還對魏忠賢大拍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為臣成擒矣。況廠臣魏忠賢與閣部諸臣，俱一時稷契夔龍之選，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

那時候我們主要重點是在袁崇煥給魏忠賢拍馬屁的無恥行徑上，所以沒有詳細引用天啟皇帝的批覆。

而天啟皇帝對袁崇煥這份奏疏的批覆詳細摘錄是：「得旨：向以防守方殷，故著從容議行。但向後作何給授，使軍民不相妨？作何分撥，使農戰不偏廢？作何演練，使農隙皆兵？作何更番，使營伍皆農？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馬？作何收保，不致資盜糧？一切事宜，該撫悉心區處具奏。這本內說，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諸臣諸不樂聞。以朕計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戰必能勝，勝無輕談也。蹈實而做，需時而動。正也，奇在其中矣。該撫饒為之，亦善為之。」

這裡天啟皇帝對袁崇煥的大話以及給魏忠賢拍馬言辭沒有絲毫順應，相反針對他的大話吹牛，接連發出了六個排比質問。

這一連串極為具體的質問，把袁崇煥的牛皮戳的體無完膚。

而且最後更是明確告誡袁說：「以朕計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戰必能勝，勝無輕談也。」要他還是老老實實做好實事再說，少來這些大言不慚的把戲。

這份批覆只能是出自於天啟皇帝自己的手筆，那些閣臣誰敢在一份對魏忠賢諂諛獻媚，歌功頌德，報告形勢大好的奏疏的批覆中，對魏忠賢隻字不提，反而大潑冷水？

而魏忠賢對一份邊臣，領兵官員給自己拍馬奉承示好的奏疏，只會趁熱打鐵，籠絡唯恐不及。又怎麼會如此不解風情的澆冷水，言辭訓斥。

只有天啟皇帝自己，才會給出這樣的批覆。

而這個時候的天啟也不過才21歲而已，嘴巴上的毛都還沒有長齊。

說明天啟皇帝朱由校的思維周密程度，頭腦清醒冷靜，都已經遠在中年人的袁崇煥之上了。

天啟四年的時候，毛文龍的一份塘報里提醒政府，自己接到情報後金和蒙古人勾結，有繞道薊鎮攻入關內的圖謀，需要嚴加提防。

《明熹宗寶訓》卷四一段，天啟皇帝給內閣的訓示，恰好就是天啟皇帝對毛文龍塘報的反應，顯示出他對毛文龍情報的高度重視：「上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塘報，准平遼總兵官毛文龍揭前事。為屢獲活夷，斬首級，得獲韃馬夷器等件。雖功微小，實挫賊鋒。其復遼之基，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悅。外呈稱奴酋與親信奸人李茂隆等，晝夜商議，欲以賄買西虜，更換旗幟，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思奴酋所謀，其志不小，更甚於昔也，倘以假道長驅，為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輔，總督鎮巡，當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度周全，務保無虞。其沿途各路，並東征將士，俱要仔細防禦，謹慎備嘗。及各隘口守把將官，都要晝夜不時防守。還仔細盤詰進貢出入進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戶工二部，並專督遼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乏器真情，並撥船及應用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誤軍機，責有所歸。特諭。」

而當時天啟皇帝的老師孫承宗的反應卻是很麻木遲鈍：「奴狡而計穩，必不出此。又恐關城謂虜由他道，便可緩防，以為聲東擊西之計。舉世不言復遼，獨我皇上自為社稷遠計，不忍高皇帝百戰土宇，頓壞於逆賊。舉世要省兵、省餉，而皇上特敕接濟文龍，此恢復之大機也。」

兩相對照之下，顯然天啟皇帝的見識比起他的老師孫承宗要更高明一些。

從天啟二年以後，後金不但不能再前進半步，反而不斷退縮，並非偶然，更不是什麼天啟皇帝運氣好。

天啟皇帝朱由校重用魏忠賢打擊東林黨的原因也不是亂來的。

至於從天啟四年之後，熹宗重用魏忠賢對東林黨人進行嚴厲打擊，這個恐怕不能完全說成是受魏忠賢操縱愚弄的結果。

一定程度上天啟面臨和他的爺爺萬曆皇帝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大量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文官，成天在那裡慷慨激昂的吵架，這樣下去的話，國家的行政效率會越來越低下，以及人事牽掣造成的內耗確實太大了。

天啟確實也頭疼的很。

天啟二年二月的時候，明熹宗實錄里有這樣的記錄：「上諭吏部都察院：朕覽科道官，屢疏紛囂，全無正論。遼左繼陷，皆因經撫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切驚憂，昨張鶴嗚慷慨自請視師，具見忠義為國。江秉謙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今又結黨瀆奏，各逞已見。不恤國家之急，臣誼何在？爾部院便傳與大小各官，以後務要虛心，協力共圖宗社大計。將當行事，務著實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亂言，溷淆是非的，決不姑息。」

當時遼東剛剛潰敗，全遼喪失，而那些言官們還在不停的爭吵，十六歲的天啟皇帝實在是不堪其擾，只能訓斥他們別再吵了，現在國事都危急到如此關頭，你們還要這樣爭吵不休，究竟是在幹什麼。

過了兩個月，事情還是沒有好轉，那些官員還是成天說空話，噴口水，扣帽子，亂吵架。

天啟皇帝只能再次訓斥：「上諭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極以來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墜。每見科道各官屢次紛囂，前有旨，不許擅出私揭。昨覽報，又見揭帖，顯是不遵。全無為國為民，肆行狂噪，囂訟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論難泯，自奴酋發難以來，徵兵轉餉，軍民塗炭已極，皆因偏見黨論，致使經撫不和，故將遼左疆土盡行失陷。未見恢復奇謀，朕深痛恨。新進後輩，遽司耳目，全無秉公，專行報復。逞意妄言，淆亂國政，本當杖褫。姑從輕薄懲，已後科道各官俱要虛心盡職，共襄國事。再有結黨排誣的，朕遵祖制憲章決不姑息。」

也就是說他上任當皇帝以來，一直兢兢業業，操勞國事，而你們這些官員在幹什麼？叫你們不要再互相攻擊爭吵了，你們還要爭吵？再這樣下去，絕不姑息了。

可實際上，我們看熹宗實錄，後面這類官員爭吵的記載還是依然如舊，常常是長篇累牘的奏疏，我攻擊你，你攻擊我。我給你扣帽子，你給我打棍子。

天啟皇帝忙著勸架當和事佬都來不及。

但對相關官員的責罰仍舊是非常輕微的，往往就是扣除幾個月俸祿了事。

應該說在和平時期，這樣吵一下，也無傷大雅，反而是政治寬容民主的表現。

但明朝當時已經是戰爭時期了，還這樣吵來吵去，罵來罵去的，確實要壞事。

天啟皇帝頭疼萬分，但他生性仁慈，也始終無法下辣手來整治。

到天啟四年，東林黨楊漣等人上疏攻擊魏忠賢，非要置魏忠賢於死地，恰好讓事情發生了轉折。

說起來這又是東林黨自找的，因為那個時候魏忠賢也並沒有做什麼壞事，而楊漣等人卻已經象打了雞血一樣，將之看成似乎比努爾哈赤還要可惡的對象，咬牙切齒的羅織罪行，非要滅之後快。

天啟皇帝當然不願意魏忠賢被處死或流放，而魏忠賢為了保命也要自衛。

這樣一來，天啟就加大了魏忠賢的權力，讓他去對付東林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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