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50 先大宴同僚再拜訪岳父】（1/2）
想想這一年的變化，韋寶不禁感慨，不管天地會有沒有什麼發展，其實對於他個人來說，在明廷這一邊，發展的其實還算可以。
尤其是一幫言官，都察院的御史們，大理寺的官員，這幫人可都是眼睛長在頭頂上，天天靠參劾別人過日子的，但面對韋寶就不同了。
因為韋寶現在其實還兼著都察院和大理寺的官職呢！
雖然他長期不在京城了，但他的官職並沒有人敢動。
一方面，都察院和大理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他提拔的，他將原先的人都踢出去了，都換上了這些衙門的子弟。
所以這些人對韋寶是對恩師，又是對座主，對領路人一樣恭敬的。
這是韋寶在都察院和大理寺的勢力，別人想動也動不了。
另一方面，現在是閹黨當家，韋寶與閹黨雖然沒有到明里作為閹黨干將的地步，卻也幾乎是半公開的了。
不是和魏忠賢有良好的關係，怎麼可能短短時間內升遷那麼快，十五歲的人，十六歲還差一個多月，就已經做到正三品大員了，簡直可怕。
說和閹黨沒有關係，也沒有人相信啊。
更難能可貴的是，參遍了所有人的東林黨，至今還沒有幾個東林黨大臣參劾過韋寶。
這都是因為韋寶曾經救過楊漣，現在還將楊漣的女兒留在身邊，扶持楊漣和左光斗等人的兒子。
或者說是保全了很多被魏忠賢殺掉的東林黨大臣的後代。
光憑這一點，即便大家覺得韋寶幾乎可以算是半個閹黨，但東林黨並不恨韋寶，至少韋寶沒有刻意針對過東林黨，反腐都是全面對待，並不針對派系，不針對哪一個個人。
還有，大明朝的官場並不像後世，不能橫跨幾個部門，大明朝的管理有點亂，沒有這一說法。
有的人兼任七八個職位都是有的。
大明王朝的官場來說，憤青、噴子太多，假道學。
當初張居正奪情時，個個群情激憤，大有不共戴天之勢。
但到了魏閹專權時，也沒見你死我活，不也無恥跪舔。
再說奇葩頭銜，陸炳一介武夫，可以活著加封三孤加三公，獨一份。
劉瑾，「立皇帝」，魏閹，九千歲，建生祠。
魏閹侄子魏良卿活太師，比肩張居正啊。
當然，魏良卿目前還沒封伯爵、公爵，那要等到原本歷史的幾個月之後。
因為弄死了努爾哈赤，袁崇煥有功，魏良卿也沾了光，直接一路從伯爵到公爵連著跳。
像韋爵爺這種一上來就是侯爵的，在大明王朝歷史上還是挺多的。
其實韋爵爺也沒有什麼拿的出的功勞，但仗著是英國公張維賢的女婿，又與東林黨和閹黨都有良好關係，勢力不說多大，反正也不算小了，畢竟把持了一大片地方，屬於京城實力派加上地方實力派的綜合體。
加上控制了一個正二品衙門，弄個侯爵的名爵，也就不算什麼了。
明朝的治理有個公認的大失敗，紙幣問題。
大明寶鈔，永遠神。
胡元發紙幣還知道得有絲綢白銀這些真玩意兒當準備金，大明發的寶鈔純粹是在發紙。
宋金髮紙幣還知道紙幣用久了會磨損，國家得負責定期更換，順便回籠一部分貨幣就當抑制通脹了。
大明發紙幣之前滿朝文武好像連一個知道紙幣會磨損的都沒有，啥時候給老百姓換廢紙也是看皇帝心情，開開關關沒個定數。
不過這還只能說是菜，畢竟對布衣將相來說理財不是本行。
理財官僚也需要傳承，韃元儒學是從程朱傳下來的，不是這一路。
具體菜到啥程度，比如說宣德年間還有官兒建議說為了便利鈔法，應該禁止民間以布帛米麥交易。
菜可以容忍，但壞就不行了。
寶鈔應用的同時，禁止民間以金銀甚至銅錢，哪怕是明朝自己鑄的銅錢都不能作為貨幣來進行交易。
然而，在統治階級中，白銀一直在流通使用，比如說，捕魚兒海戰役後，朱元璋就賜給藍玉金二千兩，唐勝宗、郭英白金各一千兩。雙重標準。
洪武八年使用寶鈔的時候，下令嚴禁民間造假幣，誰向官府舉報就有賞，賞金是什麼呢？白銀二百五十兩！
合著朱元璋自己也知道寶鈔不值錢。
這就只有一個解釋，寶鈔就是衝著老百姓手裡的金銀去的。
百姓用寶鈔，你朱元璋自己用白銀。
這種拿廢紙搶貴金屬的行為，這種垃圾貨幣大家能認才有鬼。
到太祖晚年的時候，寶鈔已經貶值了十四倍，洪武八年白銀一兩換寶鈔一貫，洪武三十年能換寶鈔十四貫。
到了宣德七年更是白銀一兩換寶鈔一百貫，正統元年白銀一兩換寶鈔一千貫。
通脹還有一個附加惡果就是官俸。
雖然明代官僚工資歷代最低，但按照洪武初年的標準，只要照數發給，還是多少夠用的。
可惡就在於將俸祿里的糧食折合成寶鈔，二分米八分鈔，這八分鈔是讓百官喝西北風去麼？
因為寶鈔只發行不回籠，朝廷收稅總不能收廢紙吧？
結果社會上寶鈔泛濫，國庫里反而寶鈔不足，大量靠工資吃飯的官員連寶鈔都領不到。
當永樂宣德全盛之時，大明兩京文武官員都能被朝廷欠了整整兩年的俸鈔！真是做法自斃。
官不聊生然後民不聊生，遂置於一切糜爛的境地。
韋寶不認為明朝是治理最失敗的朝代。
正如黃宗羲後來悟出的道理一樣，一個王朝的滅亡，是錯綜複雜的多種綜合矛盾造成的，絕非一人一事所能導致的。
也絕非簡單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釋。
由於對一切歷史現象都從經濟上找根源的做法逐漸不滿。
因此，韋寶試圖從具體原因入手，根據自己目前看到的情況，總結明朝滅亡的幾個主要原因。
財政危機與軍屯體系的破壞。
兩線鏖戰的困境。
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
宦官專權與黨爭。
首先是明朝的財政問題或者說明朝的財政危機。
明朝的財政不良的確是其滅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稅長期實行低稅率，這一點與漢代相同，與當時周邊各國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實在不高，同期日本稅率就高達百分之五十。
但與漢代相同的是，稅率低只帶來了國家收入的減少，而並未惠及民眾，因為少征的稅收歸於地主豪族，實質是負擔轉手。
地主的剝削使得低稅率意義不大。
但卻造成了國用不足，後來崇禎年間屢為財政問題所困。
明末民變初起之時，招撫政策的失敗，就在於招撫銀不足，無財安置起義難民，難民為了生存，只得降而復叛。
崇禎年間天災大旱，救災不力釀成農民大起義也與國庫不足有關。
至於後期加征「遼餉」、「剿餉」、「練餉」等「三餉」導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滅亡，無不與財政危機有關，至於最後「闖王」迫近京師，因軍餉不足而延誤調兵入京，更可見危害之深。
從常理來講，崇禎在李自成兵迫京師的緊要關頭，社稷將亡之日，若有餘財，何須要百官「納捐」，最終延誤調兵。這是不符合常理的。
李自成入京時，國庫與皇家內庫已俱空。
明代的財政危機為何此般嚴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項重要財政來源的流失，即軍屯體系的破壞。
明初的軍屯體系曾有力的保證了軍費支出。
明代永樂元年，全國軍屯田子粒兩千三百多萬餘石，而當年全國稅糧不過三千一百餘萬石，軍屯田收入占全國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多。
而不幸的是，軍屯體系自明中葉以來逐漸被破壞，早在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占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
原本由軍屯負責的軍費開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後俱從國庫支出，這意味著從此之後，不僅減少了一項巨大的財政收入，軍費開支成了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而且以此之後，由於軍餉需要國家調撥而不能就地取餉，軍屯體系下軍餉主要來源於軍屯田收穫。
軍餉及時發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從此之後，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憂慮。
「萬曆三大征」，僅援朝之役就耗資700萬兩，寧夏之役耗資200萬兩，擂州之役耗資至少200萬兩。
後來的遼東戰事、國內民變，無不在大量消耗軍費開支。
天啟、崇禎年間因軍餉不能及時發放，兵變時發，兵士索餉譁變，遍及各地軍衛。
明末農民大起義前期實力最強大的「闖王」高迎祥所屬部隊，多由明軍變節而來，就是軍餉不發的惡果。
拖欠軍餉甚至影響到了遼東，崇禎元年，遼東兵變，又是因軍餉所為。
而崇禎十七年，因湊不齊一百萬犒軍軍餉，而延誤了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京，則又是放棄了明王朝的最後一顆救命稻草。
設想若軍屯體系未廢，軍費充裕，足以自給自足，又豈有此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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