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57 第一次談判】（2/2）

「行吧，你去安排吧。」韋寶笑了笑。

「嗯，我這就寫條款，總裁要用印信，還得簽字嗎？」吳雪霞問道。

「用天地會的大印，簽字就不簽了，讓譚瘋子簽署便可。」韋寶道。

「那恐怕不行，建奴肯定會覺得咱們沒誠意。」吳雪霞道。

「先把條約送過去，建奴不會答應的，這麼大的事情，至少要搞幾個來回。」韋寶笑道。

吳雪霞點頭，這點她贊成，肯定不會那麼簡單，估計建奴也就是想先看看他們的態度。

吳雪霞很快草擬出了條約，給韋寶過目之後，用了天地會的印章，然後讓傳信兵給譚瘋子送過去。

譚瘋子按照吳雪霞的口信要求籤了字，轉交給建奴派來的人。

建奴的信使立刻飛馬回報皇太極。

皇太極立刻拿了條約去給努爾哈赤。

「混帳，豈有此理，馬上打！」努爾哈赤這次反應很快。

這可能應該算是大明方面第一次真正意義上與建奴談判。

雖然韋總裁代表不了大明，也沒有要代表大明。

韋寶不認為明朝是治理最失敗的朝代。

一個王朝的滅亡，是錯綜複雜的多種綜合矛盾造成的，絕非一人一事所能導致的。

也絕非簡單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釋。

對一切歷史現象都從經濟上找根源的做法逐漸不滿。

明朝滅亡的幾個主要原因。

財政危機與軍屯體系的破壞，兩線鏖戰的困境，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四、宦官專權與黨爭。

財政危機與軍屯體系的破壞，首先是明朝的財政問題或者說明朝的財政危機。

在韋寶看來，一切問題均根源於經濟，但明朝的財政不良的確是其滅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稅長期實行低稅率，這一點與漢代相同，與當時周邊各國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實在不高，同期日本稅率就高達百分之五十。

但與漢代相同的是，稅率低只帶來了國家收入的減少，而並未惠及民眾，因為少征的稅收歸於地主豪族，實質是負擔轉手。

地主的剝削使得低稅率意義不大。

卻造成了國用不足，後來崇禎年間屢為財政問題所困。

明末民變初起之時，招撫政策的失敗，就在於招撫銀不足，無財安置起義難民，難民為了生存，只得降而復叛。

崇禎年間天災大旱，救災不力釀成農民大起義也與國庫不足有關。

至於後期加征「遼餉」、「剿餉」、「練餉」等「三餉」導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滅亡，無不與財政危機有關，至於最後「闖王」迫近京師，因軍餉不足而延誤調兵入京，更可見危害之深。

至於有人所說崇禎內府有千萬兩巨銀，實屬無稽之談，已被鑒為訛傳，不必再辨。

即從常理來講，崇禎在李自成兵迫京師的緊要關頭，社稷將亡之日，若有餘財，何須要百官「納捐」，最終延誤調兵。

明代的財政危機為何此般嚴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項重要財政來源的流失，即軍屯體系的破壞。

明初的軍屯體系曾有力的保證了軍費支出。

明代永樂元年，全國軍屯田子粒兩千三百多萬餘石，而當年全國稅糧不過三千一百餘萬石，軍屯田收入占全國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多。

而不幸的是，軍屯體系自明中葉以來逐漸被破壞，早在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占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

原本由軍屯負責的軍費開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後俱從國庫支出，這意味著從此之後，不僅減少了一項巨大的財政收入，軍費開支成了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而且以此之後，由於軍餉需要國家調撥而不能就地取餉，軍屯體系下軍餉主要來源於軍屯田收穫。

軍餉及時發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從此之後，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憂慮。

「萬曆三大征」，僅援朝之役就耗資700萬兩，寧夏之役耗資200萬兩，擂州之役耗資至少200萬兩。後來的遼東戰事、國內民變，無不在大量消耗軍費開支。

天啟、崇禎年間因軍餉不能及時發放，兵變時發，兵士索餉譁變，遍及各地軍衛。

明末農民大起義前期實力最強大的「闖王」高迎祥所屬部隊，多由明軍變節而來，就是軍餉不發的惡果。拖欠軍餉甚至影響到了遼東，崇禎元年，遼東兵變，又是因軍餉所為。

而崇禎十七年，因湊不齊一百萬犒軍軍餉，而延誤了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京，則又是放棄了明王朝的最後一顆救命稻草。設想若軍屯體系未廢，軍費充裕，足以自給自足，又豈有此憂。

百年前軍屯廢馳的惡果，終於在天啟、崇禎年間體現。

無論如何，明朝正統王朝直接滅亡於明末起義軍，殘部勢力滅亡於清軍。

與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長期兩線作戰是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

崇禎帝夙興夜寐，勤於政事，不是一個中國傳統史學中「亡國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內憂外患的現實局面，內有天災大旱，以及以此為誘因而起的農民起義軍，外有遼東後金八旗鐵騎。

明末戰事常常出現兩大憂患交替之勢。

明朝單獨對後金時，曾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及戰略優勢，如天啟年間的「寧錦大捷」。

但隨之農民軍在黃土高原不斷發展，明末農民起義軍的發展壯大，無疑有加派「遼餉」「練餉」以及「剿餉」的因素，「三餉」無疑大大加重了底層民眾的負擔，而為了支撐遼東戰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最終將轉嫁於底層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