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76 所有人都不看好】（2/2）

韋寶並不知道這麼多人關注他和王秋雅，他睡的很安穩，明面上是他和王秋雅兩個人一間屋，實則還有二十多名統計署的人在周邊暗中護衛，想要殺韋寶，可不是簡單的事情，不出動二十個以上的好手是辦不到的，而這裡是遼西重鎮，弄一堆人來明目張胆的殺人，不可能。

第二日韋寶起的很早，王秋雅要起來服侍他洗漱，弄早餐給他吃，被韋寶攔住了，韋寶想讓王秋雅多睡一會，王秋雅無法違拗公子的命令，只得繼續在被窩中。

韋寶自己讓夥計弄了些熱水，然後讓手下人上街去買了肉餅來吃。

之後照例打坐，然後開始練功。

韋寶接著翻閱《大誥》，《大誥》是明太祖朱元璋親自寫定的刑典。

明初洪武十八年（公元一三八五年）十一月，發布《大誥》，也就是整理這一年審判貪腐方面的重大案件，以誥文的形式向全國發布，告誡官吏們，不要重蹈覆轍。

包括《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四部分，統稱《御製大誥》。

洪武中期，官吏貪贓枉法、豪強兼併、脫避糧差日趨嚴重。朱元璋為維護封建統治，遂將「官民過犯」典型案例輯錄成帙，仿周公《大誥》之制，於洪武十八年（1385）冬刊布《大誥》七十四條，十九年春刊布《大誥續編》八十七條，十九年冬刊布《大誥三編》四十三條，頒行天下，誥戒臣民。

反映了明太祖治亂世用重典的思想。

因為過於嚴酷和過多體現明太祖個人特徵，故《大誥》在洪武之後基本不再行用。

因為第二場考判語五條，誥、表、內、科一道。

韋寶必須對大明律法有所了解，否則到時候抄都不會抄。

《大誥》所列罪案，誹謗皇帝、結黨亂政、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抗糧、抗差、抗租約占百分之八十，這類罪過主要有官吏玩忽職守、濫設吏卒、貪贓受賄、科斂害民侵吞錢糧、逃避糧差等。

懲處貪污的罪案占全部罪案的一半左右，細目中有郭桓案；酷斂百姓，貪污稅糧案；放賣官差，私役丁夫案；妄取擾民，私吞商稅案；謊報災情，侵沒賑濟案；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貪贓受賄案。

這類罪犯皆處以重刑。起解官物，賣富差貧者，族誅；貪贓納賄、說事過錢者，凌遲處死；盜賣倉糧者，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仍留本倉守支；驛丞科斂驛夫，斷趾枷令驛前。有的貪污罪株連甚廣，如郭桓案系死者達數萬人。

次於官吏貪污罪案的是懲治侵吞錢糧和豪右逃避糧差的罪案。如糧長交結官吏、團局造冊、虛出實收、就倉盜賣、巧立名色、妄起科征，飛灑糧差、接受贓私、包攬詞訟、吊打細民，豪強劣紳買囑官吏、詭寄田糧、灑派包荒、攬納私吞、脫逃夫役、貪污賑濟、說事過錢、起滅詞訟等。對這類罪案的處理也較重，如灑派糧差，詭寄田糧者全家遷發化外，灑派詭寄之田賞給被害之民；攬納糧物，隱匿入己，虛買實收者，處死，籍沒其家；說事過錢者，處死。

《大誥》所列凌遲、梟首、族誅者成百上千，棄市以下萬數。所誅殺者以貪官污吏，害民豪強為主。

懲形律極嚴酷，超出《大明律》的量刑標準，許多遭族誅、凌遲、梟首者多屬尋常過犯。

從《大誥》中可知，明初復用刖足、斬趾、去膝、閹割等久廢之刑，創設斷手、剁指、挑筋等古所未有之刑；又有或一身而兼數刑，或一事而株連數百人，皆出於常律之外。

「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科，則為前代所未有。

明太祖規定：《大誥》每戶一本，家傳人誦。家有《大誥》者，犯笞、杖、徒、流之罪減一等；無《大誥》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遷居化外，永不令歸。

學校課士和科舉策試也以《大誥》為題。

朱元璋十分重視其親制四編《大誥》，他將之作為對天下臣民進行政治教育的課本，依憑專制主義的絕對權威在民間強制推行。

《大誥》頒行時，朱元璋宣告：「朕出是誥，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

頒行《大誥續編》時又進一步說：「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寶，發布天下，務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遷居化令歸，的不虛不。」

頒發《大誥三編》時又重申：「此誥前後三編，凡朕臣民，務要家藏人育，以為鑑戒，倘有不遵，遷於化外，的不虛示。」

朱元璋又要求軍官們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誥武臣》：「不聽不信呵，家裡有小孩兒每不記呵，犯法到官，從頭兒計較將來，將家下兒男都問過：你決得這文書里幾件？若還說不省得，那其間長幼都得治以罪」。

為了擴大四編《大誥》的影響，朱元璋把它們列為全國各級學術的必修課程，科舉考試從中出題。奉其旨意，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則以違制論處。

當時天下講讀《大誥》的師生來京朝見者多達十九萬餘人，均賜鈔遣還。

將如此眾多的師生由全國各地召來京師講讀《大誥》，舉行學習報告會，這在中國封建社會史上堪稱空前盛舉。

此外，收藏《大誥》與否，成了判罪或減罪的依據；熟背《大誥》，不僅可以獲獎，而且還可以因此而被錄用為官，平步青雲。

朱元璋為推廣自己的這幾篇作品，確實費盡心機。

韋寶覺得朱元璋的這些作為，可以當作中國封建文化專制主義的標本。

朱元璋以為依靠政權的強制力量，可以使《大誥》廣泛傳播，深入人心，明廷專制統治也能藉此而永久存在下去。

但是，在他歿後沒多久，四編《大誥》就被他的臣民拋置腦後了。

明代中葉，陸容說：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然有面從於一時而收違於身後者，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韻》是已。

《大誥》惟法司擬罪雲有《大誥》減一等云爾，民間實未之見，況復有講讀者乎！

嘉靖六年（1527），霍韜向皇帝上疏說：洪武中令天下生員兼讀誥、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間子弟早令講讀《大誥》三編，今生儒不知誥、律久矣，臨民蒞政，惟皆以吏為師。宜申明舊令，學校生員兼試以律，仍令禮部以御製《大誥》諸書刊行天下。

幾本枯燥的書，韋寶卻讀的是津津有味，因為韋寶也痛恨官吏！

從書中，韋寶能看出朱元璋的心思。

明律是死的，不能變，《大誥》主要管的是官員。朱元璋本身因為自己經歷更加痛恨貪官，所以大誥的懲戒也更加嚴格，甚至到了變態地步。

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表現。

「禮法，國之綱紀。禮法立，則入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朱元璋對法律極為重視，同時由於元末明初之際，法律破壞嚴重，所以制定明律十分迫切。加上李善長有「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因此《明律》是以《唐律》為本所制定的。

韋寶覺得法律是由兩個字組成，即「法」和「律」，這兩個字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律，指的是國家頒布的社會規則，例如「殺人償命」。律是冰冷的，機械的，不講人情的，它只講究執行、執行、執行。法，不是一個具體的條文，而是在無數的條文基礎之上所提煉出來的一種理念，一種精神。它不在乎一個具體的規則，而是強調一個公平、正義的理念。一方面要講規則，講執行；另一方面要講公平，講正義。兩邊兒合在一起，才叫做「法律」。

所以說，古代沒有法，只有律。

原因就在於，這些「律」的背後，是沒有「法」的。皇帝口含天憲，說什麼就是什麼。律條什麼的，當然是用來治理臣民的，哪能約束皇帝？

看了一上午的《大誥》，韋寶將幾本書都看了一遍，他只求大概知道說的是啥，並沒有要求自己背誦。

在韋寶看來熟記這時代的法規，意義並不大，當官的都有師爺，即便現在記住了，過一陣也能忘光。

「公子，吃飯麼？剛才我聽人說，明日午時放榜。」王秋雅見韋寶停止看書，適時地揷話道。

韋寶哦了一聲，沒有想到這時代的辦事效率這麼高，昨天才考的試，明天就能放榜了啊？

「公子真的要跟吳三桂打賭一萬兩紋銀？」王秋雅猶豫了一下道：「但咱們手頭只有一萬多兩現銀了啊。」

韋寶明白王秋雅的意思，知道她不看好自己能通過考試，暗忖何止是拿不出來，這一萬多兩紋銀，還要用作購買糧食呢！

「你是不是覺得我一定過不了？」韋寶道。

「沒有，我盼著公子能高中，能光耀門楣的。」王秋雅急忙解釋道：「公子這麼聰慧，都傳是文曲星下凡，怎麼會連秀才也中不了？」

韋寶微微一笑：「你也學的圓滑了，怎麼想的便怎麼說吧！你每天跟我一道進學，對科考也有個概念了，也知道我的學問大概有多少，你說我有多大機會中秀才？有幾成把握？」

王秋雅臉一紅，猶豫道：「那我說了，你別生氣啊？」

「說吧，我不生氣。」韋寶笑道。

「別說中秀才，我覺得公子連童子試都危險。」王秋雅實話實說道，說完粉臉更紅了，緊張的看著公子，生怕韋寶生氣。

韋寶卻沒有生氣，淡然一笑：「我至少能背誦五分之一的《四書五經》吧？而且，廖夫子的題目我都做過了，和這次考試的題目有九成類似，你還這麼不看好我？」

「不是不看好啦，是公子讓我說出心裡的想法嘛。」王秋雅撒嬌道：「不說這個了，公子一定能高中的，趕緊吃飯吧？」

她暗忖別說你只能背誦五分之一的《四書五經》，便是劉春石熟背整套《四書五經》和註解，不也考了十多年只是一個老童生嗎？哪裡有那麼好考？

韋寶沒有就這個問題和王秋雅多討論，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心裡最清楚，其實這趟，他即便是不作弊，以100分為滿分的標準，他覺得自己至少也能考出個60分，因為廖夫子準備的那些考題的確很給力，廖夫子作為遼西這一片的私塾名師，的確是有一定水平的。

在作弊了之後，韋寶感覺答題正確率至少能超過百分之九十五！如果這樣還過不了一個小小的童子試的話，真的要顛覆自己的三觀了。

韋寶甚至覺得有希望拿下這次童子試的頭名，至少能登上甲榜！但是他並沒有表現出一點張揚，期待著到時候讓不看好自己的人，都大吃一驚。

吃罷飯，韋寶正打算接著看書，林文彪來了。

韋寶知道林文彪這個時候親自來，肯定有事，有大事！

因為林文彪這幾天並沒有一直跟在他身邊，而是山海關、韋家莊，兩頭跑，主要忙著張羅收購糧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