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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0 韋寶真沒有這麼厲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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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大明,太祖爺朱元璋的地位是神話級別的,誰都不會拿去與他相提並論。

就算是魏忠賢、客巴巴他們成天挖空心思想各種拍皇帝馬屁的出發點,各種角度,各種詞彙,卻也是沒有辦法,沒有想法從朱元璋這裡作為發起點的。

太祖爺啊,哪裡能隨便亂攀比?

韋寶就敢拿朱由校去對比朱元璋。

「這個話不能隨便說。」朱由校趕忙道:「太祖爺文治武功歷史無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朕不足太祖爺之萬一。」

韋寶點了點頭,他早看出來這個朱由校其實也不是什麼軟柿子,不少糊塗蛋,只是為人比較沒能力,也比較膽小,遇事得躲在幕後,都由魏忠賢去辦,現在找到了韋寶這把槍,情況不一樣了。

朱由校之所以這麼說,其實是因為朱由校對於搞文字清查,並不是一無所知,在朱元璋手裡,其實就已經有過先例了。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文字獄,其牽強程度令人瞠目結舌、匪夷所思。

只要他發現某人的詩文中,有自己忌諱的字詞,或者認為有隱喻諷刺朝政的語句,便會將其治罪斬首。

整個洪武時期,因為文字獄而遭受斬刑的文士不計其數。

朱元璋出生寒微,當過放牛娃、乞丐、和尚,受盡人間磨難,飽嘗世事幸酸。

後投靠紅巾軍領袖郭子興參加元末農民起義,為了拉隊伍、籌錢糧,幹過一些打砸搶掠等不光彩之事。

能夠從一個放牛娃一路打拼到皇帝,說明朱元璋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要強的人。

當了皇帝之後,先前的卑微身份及不光彩的過往,與九五之尊的身份、地位格格不入。

朱元璋最忌諱的就是別人提及他的這些傷疤,更痛恨別人以此對其輕視與譏諷。

所以,朱元璋最忌諱和討厭的是「光」「禿」「僧」「賊」「寇」「盜」等字眼,以及和這些字同音、諧音的字眼。

但是,他又沒作出明確的規定,全憑他一時的心情和理解定罪,搞得大家無所適從。

很多文士因此無辜遭罪,稀里糊塗喪命,其罪名牽強滑稽,令人捧腹。

比如浙江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寫了一個賀表來吹捧朱元璋,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之語,而朱元璋竟認為「光天之下」的「光」字是諷刺自己曾經做過和尚,「則」與「賊」同音,是挖苦自己做賊,於是下令將徐一夔處死。

同樣因「則」字被朱元璋處斬者還有: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所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因「則」被斬。

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所作《萬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因「則」被斬。

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所作《長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因「則」被斬。

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所作《賀冬表》中有「儀則天下」,因「則」被斬。

桂林府學訓導蔣質所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因「則」被斬。

澧州學正孟清所作《賀冬表》中有「聖德作則」,因「則」被斬。

常州府學訓導蔣鎮所作《正旦賀表》中有「睿性生智」,因「生」與「僧」同音被斬。

懷慶府學訓導呂睿所作《謝賜馬表》中有「遙瞻帝扉」,因「扉」與「非」同音,「帝扉」被視為「帝非」,遭斬。

德安府學訓導吳憲所作《賀立太孫表》中有「天下有道」,因「道」與「盜」同音遭斬。

台州訓導林雲所作《謝東宮賜宴箋》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因「法坤」與「發髡」同音,「藻飾」與「早失」同音,遭斬。

僧人來復作詩:「金盤蘇合來殊域,自慚無德頌陶唐」,因「殊」字被拆分為「歹朱」,有「殺朱」之意,且罵其「無德」,遭斬。

僧人一初作詩:「見說炎州進翠衣,羅網一日遍東西」「新筑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涼」被懷疑抨擊朱元璋刑法嚴苛,遭斬。

中書詹希原給太學寫匾額,因「門」字少了最後一勾,被視為阻礙招賢納士,遭斬。

兗州知府盧熊錯把「兗」寫成「袞」,被朱元璋視為對其不敬,故意鄙視其沒有學問,遭斬。

翰林編修高啟作詩:「小犬隔牆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被視作罵朱元璋小狗,遭腰斬。

「韋愛卿,你來,咱們聊一聊。」朱由校拉著韋寶的手,對其他太監和宮女們,以及客巴巴道:「你們都下去吧,朕要與韋愛卿單獨談一談。」

「是,陛下。」在客巴巴的允准下,其他人都躬身退下了。

客巴巴並不介意皇帝與韋寶走的近,客巴巴一直對韋寶很有好感。

魏忠賢要的是整個大明的權勢,客巴巴其實要的很簡單,她主要要宮裡面的權勢就可以了。

韋寶不會影響她的地位,更不會影響她的權勢。

若是有某種可能,將現在的合作對象由魏忠賢換成韋寶的話,那麼,客巴巴會很樂意這麼做。

「韋愛卿。」朱由校道:「這裡沒有外人,朕想你放輕鬆一些,就將朕當成一個朋友對待,可以嗎?」

韋寶趕緊道:「這,微臣豈敢與陛下以朋友相稱?」

「不妨事,也沒有外人。」朱由校溫和的笑道。

韋寶暗忖,與皇帝當朋友,這是真的在賭博,皇帝都是心血來潮,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啊。他們高興的時候,怎麼都好說,哪天一句話不對付了,自己不是找死?

「韋愛卿,你應該不少朋友吧?你的朋友都怎麼叫你?」朱由校想從稱呼上拉近兩個人的距離。

「微臣出身寒微,朋友是挺多的。」韋寶實話實說道:「回陛下,微臣的朋友都叫微臣小寶。」

「嗯,那沒人的時候,朕也叫你小寶吧。」朱由校高興道。

韋寶敢說什麼,點頭稱是。

「小寶,你告訴朕,大明朝現在是不是出大事了?賦稅年年銳減,內部到處是流民鬧事,外部又有建奴連番挑釁,邊疆不安,每年光是遼東軍費就要四五百萬兩紋銀。大明朝連年入不敷出。」朱由校問道:「小寶,你是探花郎,為人聰明機靈,想法子快,你有什麼法子嗎?」

韋寶暗忖,明朝的爛究竟爛在那裡?這是個複雜的問題。首先,韋寶從來不認為明朝是最爛的朝代。

一個王朝的滅亡,是錯綜複雜的多種綜合矛盾造成的,絕非一人一事所能導致的。也絕非簡單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釋。

「是有一些原因,陛下,微臣隨便說說,陛下隨便聽一聽,切不必以微臣的話為準。一、財政危機與軍屯體系的破壞。二、兩線鏖戰的困境。三、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四、宦官專權與黨爭。這些都是現在大明面臨的問題,而且是積重難返,積累了很多矛盾到陛下這兒。但陛下也不必過於擔憂,微臣相信,只要肯勵精圖治,以後會好起來的。」韋寶道。

朱由校聽韋寶這麼說,又是擔憂又是高興,因為,還真沒有人會像韋寶這樣對自己說話呢。

韋寶並不怕朱由校聽了自己的話以後會起什麼不好的效果,他不信像朱由校這樣的人,心血來潮聽了一點治國方略,然後就勵精圖治變成明君了,不可能嘛,不可能那麼快的。

「小寶,說的好,你詳細說給朕聽。」朱由校拉韋寶一起坐下,一副禮賢下士模樣。

韋寶也不做作,就真的隨皇帝坐在了御榻上。

韋寶將他自己對於大明現在的一些問題,以自己理解的方式說給皇帝聽。

財政危機與軍屯體系的破壞,首先是明朝的財政問題或者說明朝的財政危機。

明朝的財政崩潰的確是其滅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稅長期實行低稅率,這一點與漢代相同,與當時周邊各國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實在不高,同期日本稅率就高達百分之五十。

但與漢代相同的是,稅率低只帶來了國家收入的減少,而並未惠及民眾,因為少征的稅收歸於地主豪族,實質是負擔轉手。

地主的剝削使得低稅率意義不大。

但卻造成了國用不足,後來崇禎年間屢為財政問題所困。

明末民變初起之時,招撫政策的失敗,就在於招撫銀不足,無財安置起義難民,難民為了生存,只得降而復叛。

崇禎年間天災大旱,救災不力釀成農民大起義也與國庫不足有關。

至於後期加征「遼餉」、「剿餉」、「練餉」等「三餉」導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滅亡,無不與財政危機有關,最後「闖王」迫近京師,因軍餉不足而延誤調兵入京,更可見危害之深。

後世有人說崇禎內府有千萬兩巨銀,實屬無稽之談。

從常理來講,崇禎在李自成兵迫京師的緊要關頭,社稷將亡之日,若有餘財,何須要百官「納捐」,最終延誤調兵。

李自成入京時,國庫與皇家內庫已俱空。

明代的財政危機這般嚴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項重要財政來源的流失,即軍屯體系的破壞。

明初的軍屯體系曾有力的保證了軍費支出。

明代永樂元年,全國軍屯田子粒兩千三百多萬餘石,而當年全國稅糧不過三千一百餘萬石,軍屯田收入占全國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多。

軍屯體系自明中葉以來逐漸被破壞,早在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占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

原本由軍屯負責的軍費開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後俱從國庫支出,這意味著從此之後,不僅減少了一項巨大的財政收入,軍費開支成了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

而且以此之後,由於軍餉需要國家調撥而不能就地取餉,軍屯體系下軍餉主要來源於軍屯田收穫。

軍餉及時發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從此之後,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憂慮。

「萬曆三大征」,僅援朝之役就耗資700萬兩,寧夏之役耗資200萬兩,擂州之役耗資至少200萬兩。

後來的遼東戰事、國內民變,無不在大量消耗軍費開支。

天啟、崇禎年間因軍餉不能及時發放,兵變時發,兵士索餉譁變,遍及各地軍衛。

明末農民大起義前期實力最強大的「闖王」高迎祥所屬部隊,多由明軍變節而來,就是軍餉不發的惡果。

拖欠軍餉甚至影響到了遼東,崇禎元年,遼東兵變,又是因軍餉所為。

而崇禎十七年,因湊不齊一百萬犒軍軍餉,而延誤了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京,則又是放棄了明王朝的最後一顆救命稻草。

若軍屯體系未廢,軍費充裕,足以自給自足,又豈有此憂。

百年前軍屯廢馳的惡果,終於天啟、崇禎年間體現。

當然,韋寶對朱由校分析的時候,肯定不會說崇禎朝的事情,只是說假設建奴現在揮師入關會怎麼樣。

兩線作戰的困境,無論如何,明朝正統王朝直接滅亡於明末起義軍,殘部勢力滅亡於清軍。

與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長期兩線作戰是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

崇禎帝夙興夜寐,勤於政事,不是一個中國傳統史學中「亡國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內憂外患的現實局面,內有天災大旱,以及以此為誘因而起的農民起義軍,外有遼東後金八旗鐵騎。

明末戰事常常出現兩大憂患交替之勢。

明朝單獨對後金時,曾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及戰略優勢,如天啟年間的「寧錦大捷」。

但隨之農民軍在黃土高原不斷發展,明末農民起義軍的發展壯大,無疑有加派「遼餉」「練餉」以及「剿餉」的因素,「三餉」無疑大大加重了底層民眾的負擔,而為了支撐遼東戰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最終將轉嫁於底層民眾。

同時,為支持戰爭,也分流了對救災的投入。

因此,可以說,明末民變與遼東戰事有緊密的間接聯繫。

而明朝的兩線作戰,使其不能專注於一處。

農民軍有幾次在明軍的圍剿下瀕臨絕境之時,均恰逢清軍再次進攻京薊,因而得以恢復發展,當然這不是主要原因,最終被由農民軍內部攻破首都而滅亡。

而在遼東戰場上,崇禎十四年的松錦大戰之敗,使得其「九塞之精銳俱失」,十多萬精銳部隊陣亡沙場,遼東從此僅剩吳三桂所屬的三萬騎兵,關寧防線徹底崩潰。

也讓明王朝喪失了最後一支完整的精銳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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