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42 韋寶要親自動手了】（1/2）

「兵部海防衙門？兵部海防大臣？」朱由校重複了一句，並且皺了皺眉頭，並沒有直接回答韋寶的話。

韋寶心中一驚，和之前想的一樣，這個朱由校，果然不是什麼完全不管事的人，他只是受挫折受多了，管怕了，覺得躲在幕後，讓魏忠賢在前面折騰，要遠比他自己親自上陣好的多而已。

但是關乎到財政和軍事上的舉措，朱由校是很小心的。

朱由校不吭聲，韋寶也不催促他，繼續做自己的木工活，仿佛剛才啥也沒有說過一般。

兩個人一時間似乎沒話說了。

朱由校心裡有本帳，韋寶現在的官職是翰林院侍讀學士、內閣中書舍人掌制、都察院經歷司經歷、大理寺左寺丞。

雖然有四個職銜，但是前面兩個都是虛職文官，並沒有什麼權力，只是方便入宮，而後面兩個是實權文官，但都是司法衙門，只是監督百官，清查律法，況且是京官，容易掌控。

但是韋寶主動要求設立的這個什麼兵部海防衙門就牽涉到很多事情了，首先是海路將被開通，將打破大明一貫的海禁策略，其次是增設一道兵部衙門，也意味著多出一支人馬來。韋寶說是他出錢，但是朝廷的軍隊，怎麼可能讓一個私人出錢養活？那樣的話，到底這支軍隊算是你韋寶的軍隊，還是算大明朝廷的軍隊呢、

朱由校是貪玩，是受不了挫折，是沒有政治天賦，但並不是傻，皇家的人，基因普遍是優良的，絕對不能說不聰明。

「韋愛卿，設置兵部海防衙門這個事情，朕會考慮的。此事關係重大，不能倉促決斷，必須交內閣商議。」朱由校道：「而且，朕看來，很難！大明一向依靠的是漕運，突然開海運，牽扯到了許多人的利益，怕惹出亂子來。」

韋寶大概料到皇帝會這麼說，並沒有著急，就怕你不開口，而不怕你牴觸！

開口的牴觸和不開口的牴觸還是有分別的，只要肯開口，就證明有去想過，而不是拒絕去想。

明政府傾向於在前台維持一套僵硬的官僚體制，在後台進行調整和控制。

雖然明廷因實際情況而不得不做一些改革，但在同時又盡力維持已經設置起來的官僚體制，甚至為此不惜折中解決官員職能。

這樣，雖然例外增加了一些臨時性機構，但明廷從未設法對政府機構做定期調整，總是繼續維持著官僚體制的表面性。

存在著職責規定不明、職務斷裂、雙套中央政府機構、機構重疊之類的毛病。

漕運總督一職的職責沒有清楚地規定，擔任者就有機會顯示自己的個人特性。

既然此職的職掌五花八門，這就需要任職者的才能全面，能夠發揮自己的創造性。

事實證明，擔任此職的，從整體來看，都是一些精力充沛、意志堅定、處事果斷的官員。

在原本的歷史中，在大明王朝的八十多名漕運總督中，有32位隨後成為內閣成員。

現在的漕運總督實際上就由馮銓兼任。

考慮明代內閣職位經常被勢力強大的人物長時期獨占，這個紀錄就值得注意。

明政府在清江浦設有檢查站，負責徵稅、打造船隻。

原來的貨物稅，實物徵收，包括木材、竹子、鑄鐵、石灰、麻、煤和桐油。

其他物品則由淮安府負責徵收通行稅。

檢查站官吏由淮安知府派任首席代表、辦事吏員，工部清江浦分司郎中派任副官，山陽縣派遣衛兵和勤雜工。全部職員超過100名。

檢查站所有徵稅收據和帳簿由漕運總督簽發，受其嚴密監督。

儘管明代官僚體制被嚴格地劃分為幾部分。

文官系統和軍事系統之間、京官和地方官之間、尚書大臣和朝廷特派官員之間，明顯存在著不可跨越的鴻溝。

然而下層官僚體制，卻表現出足夠的適應能力，使各個部分能夠一直地運作起來。

來自各個對立系統的官吏能夠組織在一起。

明朝統治早期，全國稅額總數接近2950萬石。

1200萬石由地方政府支配，作為官俸、行政費、撫恤金和養老金、賑濟費、官府學校費和地方糧倉儲存費。

另外800萬石，主要在華北徵收，作為駐守西北前線軍隊的軍糧。

其餘不到1000萬石的稅糧，供中央政府花費，其中120萬石給南京，北京所得總數在820萬石左右。

穩定性是漕運體系運作的一大顯著特點。它基本上反映了明廷努力根據預定計劃，固定國庫收入和支出。

明初38萬世襲軍戶，十六世紀早期下降到5萬戶，原因是軍戶大量逃亡。

「解戶」制導致貧困和破產，稅糧必須由納稅人運送到目的地。

西北地區不得不從其他地區購買茶葉、鹽和紡織材料之類的必需品，又找不到平衡貿易和增加收入的途徑，西北地區銀兩大量外流，導致該地區在隨後的時期全面蕭條。

早期由於前線地區要用糧食付稅，鹽商會在邊境地區擁有自己的土地。

1492年，明廷宣布用銀兩支付，鹽商從北方地區變賣土地離開。

明王朝由於不能動員地方資源為其目的服務，導致其統治全面削弱。

明廷失敗原因起源於其君臣盲目地執行明王朝建立者制定的總計劃。

一旦先例確立起來，即使有的並不合理，他們不願意也無力加以改變。

在明王朝統治後期，雖然已經發現了很多祖制存在不足，但是明廷未採取任何措施加以改進。

同時，看來並無任何其他候補體系取代它。

張居正曾經革除過許多弊政，但張居正在位時間並不久，只有十年不到功夫，張居正一死，又全部復原，甚至變本加厲。

所以大明這條船一直在朝著壞的方向推進。

在宦官催促的影響下，皇帝通常在舊的供應商品之外，命令進貢新品種。

從理論上說，新增加的物品應該從供應地區所承擔的土地稅中扣除，而實際上，明廷常常「忽視」扣除，有關地區必須毫無補償地進貢。

而且，先例一開，除非撤銷，有關府縣就必須維持、繼續。

明廷變成一種張開血嘴的龐然大物，迅速吞沒了全國的額外生產。

它所設置的宗人府，是成千上萬人的「食堂」。

在一定程度上，明廷也變成了消費品的分配中心。把各種各樣的供應分配給貴族家庭和政府官員。

這樣，明政府就進一步把國家頂層的購買力取消了，私人商業沒有什麼發展的機會和餘地了。

明代官僚反對改變國家的農業大國形象，不願意去進行任何發展實驗；這種情況可以說明他們那個時代的政治觀念和思想觀念，是缺乏獨創性的。

在15世紀早期設置的漕運體系及其附屬機構，儘管存在著不足，仍然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在16世紀，這個體系由於僵化，其中許多設置明顯過時了。

到該世紀末和17世紀早期，明代官員明顯落後於時代的發展了。

他們管理國家的思想觀念和現實之間的斷裂，再不能以技術補救來解決了。

根本原因在於，他們的思想沒有活力，已經僵化了。

從茹毛飲血開始，直到火的發現以後，人類才開始進入熟食階段，而鹽作為一種調味品進入人類的生活，實際是較晚的事情。

直至夏朝，鹽還是一種僅限於貴族享受的奢侈品。到了商代，鹽才為人們所了解，人們甚至用鹽來治療疾病，「以咸養脈」。

周之後，鹽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品，「無鹽則腫」。

食鹽作為烹飪的核心原料，《漢書》則稱之為「食者之將」。

在傳統農業社會，雖然大部分生產和生活資料都能自給自足，但鹽卻必須從外界獲得，不像糧食，只要有土地和水，就能生產。

在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中，食鹽對個人是重要的，但對帝國更加重要。

換言之，帝國財政就建立在每個人的舌尖之上。

夏商周三代之時，中國還沒有完全進入國家階段。

周以降，鹽作為一種重要的特殊商品引發了一系列政治變革。

依靠民眾供養的貴族迅速發現了這一寶貝，於是周天子開始設立鹽官。

春秋戰國作為中國的黃金時代，政治經濟文化都走向早熟，隨著鹽的普及，鹽的來源日益廣泛，以崤山、潼關為界，東面以海鹽為主，西面以岩鹽和池鹽為主，南方則多為土鹽。

四川自貢以井鹽而聞名，江南甚至以鹽城命名。

在列國競爭的背景下，產鹽的地區和國家依靠這項自然資源大發橫財。

與此同時，一些商人也依靠鹽而平地暴富，如猗頓就依靠販賣河東池鹽，成為春秋時期第一代富可敵國的大鹽商。

到了春秋中期，法家崛起，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齊國對食鹽實行官方專營，開了中國歷史上長達2000多年的食鹽財政之先河。

「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奪私有為官有，變稅收為壟斷，官府的壟斷權力從政治延伸到經濟領域，財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強，巨額財政利益達到了富國弱民抑商的多重效果。

《管子·海王篇》中說，國家征房屋稅，人們會毀掉房屋；征樹木稅，人們會砍掉樹木；征六畜稅，人們會殺掉牲畜；征人口稅，人們會拒絕生育。

只有國家壟斷食鹽，人民才無法逃避。因此，鹽就成為最理想的稅收工具。

人人都離不開鹽，這就決定了誰也逃不了稅收。

管仲食鹽官營的「官山海」計劃出籠後，齊國的鹽價飛漲至它國數十倍。

在鹽專賣制度下，鹽的生產、銷售和定價都由官府組織執行，導致其商品屬性退化。

鹽再貴，人還是要吃鹽，民眾的財富通過鹽這個媒介迅速流進齊桓公的金庫。

司馬遷在《史記》中評價道：「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

從齊國始，食鹽成為國家統治的根本，秦時鹽利更是20倍於古。一個偌大帝國，在接下來的長達2000多年的時間裡，竟然依靠普羅大眾每日必需的小小調味品來支撐，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

漢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漢武帝正式實行鹽鐵專賣政策，「籠天下鹽鐵」，由政府募民煎鹽，食鹽官收、官運、官銷。

在27個郡共設鹽官36處，主要分布在沿海、西北和西南產鹽區。桑弘羊歷任大司農中丞、大司農、御史大夫等重要職務，掌管天下財政大權40餘年，是鹽鐵國策的主要策劃者。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漢昭帝的主持下，從全國各地趕來的60多位民間知識分子，與御史大夫桑弘羊就鹽鐵官營展開辯論，這就是著名的鹽鐵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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