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91 孫承宗的收弟子信號】（2/2）

「韋公子啊，夫道，寂然無物、無形、無名、無體、無象，遠存於先天之上，近存於一心之內，廣被萬物而無或遺，中應萬事而無不當。故天下萬變萬化，要皆備於吾心，一心不動，肆應咸宜。孟子曰：「自求即得。」自求者，自求於吾心也。舉心，則性自在其中矣；舉性，則道自在其中矣；舉道，則天地萬物自在其中矣！故言孺家之道統聖脈，一是以存心養性為工夫為頭腦。心性存養之道及其下手方法如何？」孫承宗問道。

韋寶一怔，你自己愛聊就聊吧，老是問我幹什麼？我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好嗎？

但韋寶有個優點，聽不懂別人說什麼的時候，會接一句：「我沒有想這麼深，但我覺得督師大人說的很有道理，句句引人深思，跟我想的一樣！」

孫承宗讚賞的點了點頭：「要亦靜而已矣。心之體本靜，性體亦然。感於物而動，緣於欲而動，動則失其本，而違於道矣。道不可須臾離，故心不可須臾動。天地萬物，生於靜而長於靜，失於動而亡於動。余故曰：『靜罔不吉，動罔不凶。』此古哲之所以謂『一動不如一靜』也。《大易》所謂『寂然不動』者，所以存其本心，養其性體也。所謂『感而遂通』者，在其寂然不動，則湛然無物；湛然無物，則洞然虛明；洞然虛明，則有感即應，應而遂通矣。其所以能應而遂通者，蓋洞然虛明，則靈覺不昧；靈覺不昧，則一神獨耀，則無知而知，無得而得，不能而能，不神而神。故能有感斯應，而應無不通也。茲為世人修聖人之道與成聖人之道之方便起見，特再將歷代聖哲所述聖人修養之聖脈心法，無論其言道、言德、言學、言理，凡可應用於靜坐中，以之為內修工夫煉養者，擇要簡述之，並明其條理體系，用為儒家中人修養內聖工夫之，準繩與典則。並免徒讓道佛二家聖哲專美於前也!故就散見於往古經籍中之聖言聖法，歸納之共為十二條目，以為儒家中人修持「超凡入聖」工夫之心法。且此十二條目，不必一一全修，擇其性之所近者，任修一條或二、三條，均可幾於聖地。亦非謂除所舉條目外，便無修持之法，惟大體說來，此即為內聖修養之最重要綱目。至其靜坐中之訣法，亦當儘量擇要簡為指出，以供學者之所取法焉！其須自契自證，非言語文字之所可得而傳者，亦惟有略之矣。」

孫承宗說完，看著韋寶，期待韋寶的看法。

韋寶這回早有了準備，將練習太極拳的時候，常五爺常說的一句話引述了過來：「大道常存文字外，真途不在語言中。」

常五爺每到讓韋寶自行領悟動作竅門的時候，都會說這一句，韋寶早已經銘記在心，所以碰到模稜兩可的談話，便自然而然的用上了這麼一句。

孫承宗聞言大喜，已經確定韋寶的想法與自己很相近！是個可造之材，對韋寶更加喜歡。同時確定，韋寶這種人的想法，到了這個年紀，已經趨於成熟，一般不會再有大的改變了。

有學問的人，就愛通過這種聊天方式辨認對方的想法，尤其是像孫承宗這種大儒。

孫承宗是看重王陽明的心學和道德修養這些的。

而東林黨是反對空幻虛無、談空說玄。

東林學派以東林書院為陣地，通過講學、論辯、研討、撰文、出書，對王陽明「心學」及王學末流在道德修養和認識論方面宣揚的種種虛、空、玄的主張和說教進行猛烈的抨擊和批判，從而推動了實學思潮的高漲。

東林黨提倡求真務實、實學實用。

儘管東林書院和古代其他書院一樣，講學和學術研究的主要內容也是儒家經史著述，但其不論在內容上、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針對性、實用性較強，強調從實際出發，注重講實學，辦實事，有實用，求實益。

東林黨主張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反對礦稅。

明朝中期以後，江南地區的商品經濟和工場手工業更加發展。

在一些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開始形成為一支新的社會力量，給當時的社會矛盾和鬥爭帶來了新的影響。

東林黨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營工商的。

他們有的人突破了傳統的農為國本的經濟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觀點。如趙南星說：「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李應升反對關卡重重、商稅繁多，要求執政者「愛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於途（指販運）」。

可是從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宦官到各地採礦和徵稅。神宗一開始派出礦監、稅使，東林黨人就表示反對。

山西巡撫魏允貞在1597年（萬曆二十五年）上疏指出：宦官出領礦、稅，為民禍害。魏允貞因此受到神宗的切責。

1599年（萬曆二十七年），大學士葉向高上疏要求罷撤礦監、稅使。同年，吏部侍郎馮琦上奏說：這些礦監、稅使不但使貧者斷絕生計，富人也蒙受其害，這樣下去，勢必激起大亂。

李三才反對礦監、稅使的言行，在當時影響最大。他於1599年（萬曆二十七年）就任鳳陽巡撫。在鳳陽巡撫管轄的地區內，有好幾個礦監、稅使，殘害百姓。李三才在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五月上疏萬曆帝，揭露萬曆帝派遣稅使、礦監這一弊政的要害。

李三才任職鳳陽巡撫期間，曾經嚴懲太監陳增的爪牙，罪大的則加以捕殺，打擊了陳增的氣焰。他還奏劾陳增的重要幫凶程守訓貪贓數十萬銀兩等罪，使程及其同夥被捕解京，終於伏法，遠近大快。

李三才「以折稅監得民心」。兩淮地區發生災荒時，他經報請朝廷獲准，對災民加以賑濟，還免除了應納的「馬價」（一種苛稅的名目），因此李三才的言行贏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讚揚，聲望日隆，有可能被推舉進入內閣。

齊、楚、浙黨一派官員生怕李三才入閣會對自己不利，就連連上疏攻擊李三才奸詐貪橫。顧憲成等東林黨人則駁斥這些讕言，於是雙方又發生了一場筆墨官司。由於一再受到攻訐，1611年（萬曆三十九），李三才不得已自動辭職。這是當時喧鬧得不可開交的李三才入閣事件。

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明神宗死去，朝廷宣布撤掉一切礦監、稅使，過去因反對礦監、稅使而被處分的官員也酌量起用。至此，反對礦、稅之弊的鬥爭以取得一定程度的勝利而告一段落。

由於東林黨人開放言路指責朝政，觸動熹宗時專權的大太監魏忠賢，魏忠賢開館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維華的基礎上纂輯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有關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大案的檔案資料，打擊東林黨，同時造編《東林點將錄》等文件上報朝廷。

韋寶雖然弄不明白孫承宗想說什麼，但孫承宗的意圖，韋寶總算看出來了。

知道孫承宗這是對自己起了惜才愛才之心，想『招攬』自己。

韋寶估計，孫承宗可能想讓自己做給弟子啥的？這年代不是很流行師徒關係麼？尤其在官場，這是很鐵的一種關係。

對於孫承宗表露出來的意思，韋寶既沒有很高興，也沒有不高興。能得到孫承宗這種朝廷超品大員的青睞，若是在現代，韋寶磕破頭都願意，別說超品大員，隨便跟七品縣級官員有一點點關係，人生都將大不同吧？

但是現在的韋寶，不會輕易的表露情緒，實際上，他內心也的確是平靜的。

韋寶知道孫承宗在魏忠賢手裡滾蛋回家的歷史，好像是魏忠賢想拉攏孫承宗，孫承宗不願意和宦官搞在一起，然後觸怒了魏忠賢。也知道孫承宗曾經在崇禎朝又起復，然後又被排擠滾蛋回家的事。

所以韋寶不用研究孫承宗這個人，也大概能推測出，孫承宗應該既不是閹黨分子，也不是東林黨分子，應該屬於中間派。

中間派其實是最難立足，最難保身的，需要很高超的技術，像是走鋼絲一般。

韋寶也想走這條路，但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能力走，所以偷偷在私下裡搭上了王體乾那條線，現在算是閹黨的邊緣人物。

東林黨人號稱清流，影響著天下的輿論。皇位繼承權之爭和京察之爭，都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之爭。

但是，這並不能掩沒東林黨人在這些鬥爭中力圖革新朝政、反對統治集團中最反動腐朽勢力的進步作用。

由於東林黨人威脅到其他非東林黨人的利益，許多非東林黨的官員為自保也紛紛以地域為單位，以高官為領袖，結成幫派，一時朝中宣黨、浙黨、楚黨、齊黨林立，他們聯合起來打擊東林黨人。

鬥爭由原來的閣部之爭和門戶之爭逐漸演變為黨派鬥爭，規模進一步升級，性質更加嚴重，影響也更加惡劣，明代政爭急劇惡化，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東林黨人代表了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並借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於普通的農民，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

東林黨既是一起歷史事件，又是一種文化現象。

它雖然發生在晚明時期，但無論對當時還是後世都曾產生過深遠影響。

韋寶認為東林黨人缺乏治國才能，黨同伐異，他們的失敗是咎由自取，對於明朝的滅亡，東林黨負有歷史的罪責。

東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財政上的改革觀點。他們認為技術性的解決辦法過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為他們偏愛行政改革的空想，他們的運動在體制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從張居正所採取的立場的重大退步。

東林黨人從不曾提出過救治國家的政綱，長於內爭，短於治國、治軍，他們與齊、楚、浙三黨、閹黨、與閹黨殘餘的區別之處，僅在於東林誤國，而東林的對立面則害國。

「韋公子，我送一幅字給你，你可要？」孫承宗『含情脈脈』的看著韋寶。

送字神馬的，這在大明便是要走師徒關係的明確信號！

孫承宗這是在明確向自己釋放示好信號哩。

韋寶當初向王體乾討要題字金面扇，就因為這一點，有了王體乾親筆手書的賜字，他便是王體乾的人了。

怎麼辦？孫承宗想收自己，自己要不要被他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