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70 首輔大人的難言之隱】（2/2）

最後，中國自秦時起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經走到了頭，元朝就已經出現了大商人威脅皇權的勢頭。

不要小看明清的君主們，他們雖然不懂什麼叫資本主義，但卻能看出新興資產階級會對皇權產生衝擊的潛在威脅。

這些事情君主能想到，顧秉謙這些內閣大臣，想事情，看問題的角度，都不會低於君主，並且大都博學多聞，他們更加能想到的。

如果只是為了一時之間的缺銀子，而開了一個更大的口子。

可能暫時能彌補缺乏銀子的洞，但那個更大的洞，可能一下子就讓大明陷進去，沒幾天，大明就完了，這怎麼辦？

從唐代開始，中國就是以東南之財賦，養西北之士馬。

換句話說，就是東南當錢袋子，出錢出糧養西北的邊防軍。

宋後軍事重心轉移到東北，解決北方威脅問題。

為了確保對邊防軍團的控制，唐以後定都都在北方。

這就有兩個問題，東南有錢出，能從東南拿出錢來。

東南有錢出的問題，隨著南北朝時期對東南的開發解決了。

而第二個問題就比較複雜了，誰也不願意當錢袋子。

東南地區有錢，有大的地理拓展空間。

有人，有錢，如果有一個強力的組織，很可能會自己鬧獨立，割據一方。

當皇帝比當奶牛好吧，孫權，陳霸先都是例子。

南北朝，五代南方割據，以及南宋都是例子。

那麼對於定都北方的大一統王朝來說，怎麼確保南方不鬧獨立。

或者說無法鬧獨立。

方法有很多，其中禁海就是一個手段。

海貿意味著巨額的金錢，有組織的團體，建造大型船舶的工坊，大量聚集的人口，還有與海外勢力的頻繁接觸。

一旦有變，都會導致帝國市區失去最大的錢袋子，進而導致整個帝國的覆滅。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某海商集團從海外拉幾千僱傭兵，本地水手發放武器有個兩萬人，乘大船入長江，分兵兩路截斷漕運，圍攻南京，會有啥後果。

大明北方就指著漕運吃飯，在南方的軍隊又基本是渣渣。

古代軍隊機動性又慢，從北方調兵至少半年，等你北方兵過來，黃花菜都涼了。

所以，不管是從經濟角度，還是從軍事角度，開海禁，開海貿，這都是巨大的問題。

皇帝知道，大臣也知道。

天啟皇帝不知道顧秉謙為難什麼、

魏忠賢卻很清楚。

以魏忠賢耳目的靈通，已經知道韋寶昨天在酒桌上提出的開海禁的話題了。

「首輔！你今天怎麼了、是不是有什麼難言之隱，你放心大膽的說吧，不管你說的對還是錯，朕都恕你無罪！」天啟皇帝朱由校忍不住催促道。

「老臣只是一點點拙見，其實也沒有想好，要不然，陛下還是直接問韋爵爺吧，他知道的比較清楚。」顧秉謙硬著頭皮，又將皮球踢回來了。

顧秉謙也是慫，不敢得罪韋寶，所以也不敢直接說這主意就是韋爵爺自己想出來的。

「哦？韋愛卿，你知道？你說吧，你的口才好，說的清楚，朕喜歡聽你說話。」朱由校高興了。

韋寶看了顧秉謙一眼，暗忖這有什麼說不清楚的？你個老狐狸，不都是說好了的事情嗎、

韋寶道：「魏廣微大人和黃立極大人與首輔大人有聯名署名的奏本，要不然，陛下直接看奏本吧？」

魏廣微和黃立極聞言，相視一望，幾乎暈厥。

他們見顧秉謙不敢說，以為奏本的事情可能就這樣過去了，顧秉謙肯定不敢拿出來了。

誰知道韋寶自己提出來了？

兩個人和顧秉謙一樣，也都是看中了韋寶的政治前途，想與韋寶沾邊，能榮耀整個家族。

但是開海禁這事情的確太大了。

他們兩個人也都不傻，與顧秉謙一樣，都知道打開海禁會造成什麼局面。

而且，大明不止一次開過海禁，以前又不是沒有搞過。

朱棣執政的明代永樂朝，以及與之一脈相承的洪熙、宣德兩朝，有鄭和七下西洋，應該是一個對外非常開放的時代。

永樂朝的海禁實際上格外嚴格。

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年）「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

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平頭船無法遠洋航行。

這次明朝再用釜底抽薪之法來達到海禁的目的，迫使海商失去交通工具，可見成祖的防範之心何等堅決。

甚至對於洪武及建文時逃亡海外的商民，成祖也絕不放過。

同年十月，他遣人赴海外，命令「逃若在彼者，咸赦前過，稗複本業，永為良民。

若仍恃險遠，執迷不俊，則命將發兵，悉行剿戮，悔將無及」。

成祖言出必行，永樂五年，鄭和自西洋返至新加坡海峽附近的舊港，就剿滅了拒不歸就的陳祖義海商勢力。」

永樂五年（1405）七月，在武力平定安南後所設立的交趾布政司中，明王朝在新征服區內也堅持推行海禁政策。

在平定安南的詔書中，成祖申明「不許軍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販豁番貨，違者依律治罪。」

在鄭和下西洋的影響下，永樂末年私人下海貿易的情況開始多起來。

就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於宣德八年七月剛回到京師，宣宗即下令申嚴海禁：

「命行在都察院嚴私通番國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歲官員軍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幹辦為名，搜自下番，擾害外夷，或誘引為寇。置重罪。爾宜申明前禁，榜諭緣海軍民，比者已有擒獲，各有犯者許諸人首得實者給犯人家資之半。知而不告，及軍衛有司之弗禁一體治罪。」

如此嚴格的海禁，絕非防控海盜和危險分子所能解釋的。為什麼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規模下西洋，另一方面卻如此嚴格地實行海禁呢？莫非下西洋真的只是賠本賺吆喝麼？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又自永樂改元，譴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矣裕。」

明英宗天順二年（1458年），太監上奏：「永樂，宣德年間屢下西洋，收買黃金、珍珠、寶石諸物，今停止三十餘年。府藏虛竭。」宣德時工部尚書黃福亦曾說：「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討交趾，北征沙漠，資用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徵調將何以濟？」

從以上史料我們可以看出，即便下西洋本身，有一定的賞賜諸國，以求朝貢的目的。但是當諸國前來朝貢時，順帶進行的貿易無疑是互惠互利的。

進行海禁，壓制限止私人海貿，是為了將海貿官營化，收取其利，與漢代的鹽鐵官營一個性質。

宋元兩朝海貿極為發達，但由於私人海商往往漏稅、逃稅，貿易量巨大的同時，國家獲利甚少。因此宋、元兩朝都曾嘗試過海禁，卻因為政府控制力不強而作罷，直到明朝，才具備實施海禁的能力。

另外，元代的過度重商，也導致大片良田種植經濟作物，限制了糧食最高產量。元末人口不到9000萬，就因為人口飽和而爆發大型農民起義，以至於滅亡。

因此，朱元璋深知商業的作用，更知道商業的害處。

明代的抑商政策，包含許多保護商業的條文，絕非一味抑商，目的是將商業的額度控制在一個最恰當的範圍之內。

為了從有限的商業份額中獲取最大的利潤，官營海貿是王朝初期較佳的選擇，而海禁以防遏私人海貿，亦成為必備的輔助措施。

不過官營貿易也有其機械化、僵化的弊端。

明代朝貢貿易一開始缺乏限制，對於上門販貨者來者不拒，到永樂朝後期，因為進入市場的蕃貨過多，導致蕃貨貶值，就是很好的例子。

且由於宣德之後，明朝的政府控制力不斷下降，已經難以有組織有規劃地大規模進行官營貿易，所以明政府已經開始考慮放開私人海貿的口子。

到了明武宗在位的正德朝，便放開了對於東南亞海貿的限制。

正德四年（1509），一艘暹羅船遭風飄到廣東境內，按規定這艘船屬於非朝貢的私船，不准進行貿易，但廣東鎮巡官卻准許其貿易，徵收其貨物稅以作軍需之用。

廣東官員如此做法，明顯是否定了「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的朝貢貿易原則，它標誌著明初中國與東南亞貿易從此進入了私人海外貿易的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