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66 吳襄楊麒到】（2/2）

今天山海樓的夥計根本不夠用！山海樓正宗的夥計都只能伺候一些重要的桌子，並且負責上菜這些。普通的客人，都由他們自己的家丁和隨從負責充當夥計了。

在雅間廳內，吳雪霞坐在大桌的旁邊，是一張小圓桌，不過，隔著個屏風。

大明女人再尊貴，這種正式場合也不可能與男人同桌。

吳雪霞見爹爹和大哥來了，也急忙起身出來相見。

「大家不必拘禮，我臨時得到的消息，過來轉一轉就走了，都不必拘禮。」吳襄雖然有好些疑問，卻一副雲淡風輕的樣子。

楊麒也笑道：「我也是啊，韋公子的人剛剛才通知我府里，我都要準備吃飯了，想想還是天地商號的酒菜好，便過來了。」

楊麒平時板著臉，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但是在私下裡，還是很能跟『群眾打成一片』的。

楊麒的話，引得在場諸位達官貴人一陣轟笑，氣氛也輕鬆了不少，早有人將二人請在上首坐了。

然後吳三鳳和楊弘毅依次入座，吳三輔坐在吳三鳳下手，韋寶坐在吳三輔下手。

今天因為是韋寶請客，韋寶是東主，否則就算韋寶此時的地位已經今非昔比，但是資歷擺著，他要坐，也沒有辦法這麼挨著吳襄和楊麒入座的。

「韋寶啊，你這個薊遼商會是怎麼回事啊？讓三輔當什麼會長，是你的主意吧？他不成的，他都沒有做過生意，怎麼當得什麼會長啊？」吳襄一入座，便開門見山道。主要因為怕引起楊麒的誤會，等下以為他和韋寶串通好了啥的。

韋寶急忙又笑著解釋了一番商會的作用：「吳大人，在我看來，咱們薊遼，遼西遼東，早就應該弄個商會。這樣大家好形成合力，也方便市面穩定嘛。至於商會會長這個位置本來越是德高望重的人，比如吳大人正合適，但因為是我們山海書院的幾個同窗先搞起來的，大家都公推三輔大哥，所以暫時先由三輔大哥擔著，若是吳大人有什麼不同見解，可以再另外選嘛。」

吳襄一聽是這麼回事，嗯了一聲，暗忖韋寶的花花腸子可真多：「他不成的，三輔從來沒有做過生意，算帳都不會，打算盤都不會，做什麼會長？」

韋寶搖頭道：「吳大人這個看法，我不敢苟同，沒有做過生意，可以學，生意本身也不是什麼多難的事兒。關城邊上每天那些賣菜賣糧食，賣柴火的，不都是生意人嗎？三輔大哥身為秀才，飽讀詩書，還能比他們差麼？另外同窗們都公推三輔大哥，說明三輔大哥他威望高，人緣好，這是最重要的。商會主要是個聯絡的作用，淨化商場的風氣，會長本人有聲望，有人緣便可，並不需要多會做生意嘛。」

聽韋寶這麼說，眾人無不點頭附和，雖然韋寶的話是在反對吳襄，但是吳襄是在反對兒子當會長，誰知道吳襄是真心還是假意？自己總不好大力稱讚就該自己兒子當會長的吧？

「小寶啊，我說了不成的，爹，我真沒有想當這個會長。」吳三輔立馬接茬道。

吳襄沒有理會吳三輔，而是看向韋寶：「你們這個商會，還能怎麼淨化商場？」

「這簡單啊，方方面面都可以淨化，比方說，現在市面上的一些不正當行為，在我看來，賭，就是首當其衝的大害！賭博害死人呀！」韋寶笑道。

眾人聞言，都暗忖，要不是賭博成風，你上哪兒贏來這麼多家當？還不都是你趁著考秀才和與吳三桂比武的時候贏來的嗎？

韋寶說賭是大害，還真不是瞎說。

在韋寶看來，明朝的滅亡，實在是無比突然。萬曆晚期史料里的明王朝，還滿是豐富多彩的城鄉生活，紅紅火火的商品經濟。

套明末清初遺民陸應暘的話說，那簡直讓人「好不感嘆思慕」。慕名而來的外國傳教士們，也是上岸就看花了眼，利瑪竇等外國學者們，更是驚呼「遠比歐洲富裕得多」。

可就是這麼個繁榮的世界，竟然轉眼就是內憂外患的戰火，直到山河變色，悲情滅亡。

明代萬曆年間，商業活動出名火熱，但要論火爆整個晚明年間的「商業活動」，卻首推賭博。

雖說明朝開國時，曾對賭博風氣重手狠打，《國初榜文》記載，明初老百姓賭博要斷手，官員賭博要罷官。以至於二百年裡，明朝人聽到「賭」字就哆嗦。

可萬曆皇帝親政後，上朝都沒心情，「抓賭」也懶得做。《酌中志》更記載，萬曆皇帝本人就是此中行家，經常在宮裡開賭，招來「司禮監掌印」「東廠秉筆」等一干太監，得空就賭得天昏地暗。

如此「帶頭」，大明朝的賭博風氣，自然沒幾年就刮遍城鄉。

於是，到了萬曆晚期時，明朝民間的賭博風，就有了各種震撼場面：《菽園雜記》記載，崑山等經濟發達地區，有了新賭法「葉子戲」，按照賭資來發牌，萬萬貫的紙牌，命名為「呼保義宋江」，百萬貫的紙牌，命名為「行者武松」，以此類推一百零八張，最便宜的萬貫紙牌，名為「浪子燕青」。

有「梁山好漢」站台，這賭法自然火熱，江南地區從士紳到商旅，都是紛紛著迷。幾個牌面打完，成千上萬的錢財，也就嘩嘩賭出去。

北京南京杭州等大城市，賭風更是風靡各階層。《五雜俎》記載，北京城每年以賭博為業的乞丐，最少也有五六千人。

就連理論上「雙耳不聞窗外事」的讀書人，也紛紛扔下聖賢書開賭，《留青日札》記載的晚明杭州賭坊詐騙案，幾乎把府學所有的秀才都牽涉進去。

以顧炎武的《日知錄》里的痛斥：晚明江南的進士，登第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聚眾賭博，甚至還有「以不工賭博為恥」的奇葩風氣——當官不會賭博？出門沒臉見人。

發展到後來，很多明代高官們，退休後也專開賭場，一邊賺錢一邊「發展人脈」，同樣是《日知錄》記載，諸如跑官買官等蠅營狗苟，當時都是賭一把的事。

明朝的腐化速度，可以參考賭博泛濫的程度。

越演越烈的賭博風，就似一個急速下墜的鐵球，牽著晚明的社會風氣，年年急速下墜。

韋寶講了一番賭的壞處之後，也沒有人反對，韋寶又接著說：「欺詐，不實誠，做生意不規矩，短斤少兩，欺騙，這些也是我們薊遼商人一定要杜絕的，一定要形成過硬的風氣，有過硬的信譽才成！為什麼晉商的票莊能那麼紅火？他們不就是靠這個在各地拓展生意的嗎？咱們薊遼商人只要齊心協力，破除這些歪風邪氣，咱們也可以有良好的聲譽，形成更大的組織！」

明朝農貿市場上，賣牲口的為了給牲口增加體重，上市時拼命給牲口喝水。特別是賣雞時，更是簡單粗暴，直接給雞灌砂子——就為多賣幾個錢。

明朝假冒偽劣貨物充斥的城市，就是南京北京還有蘇州。別說是日常各種百貨用品，都是殘次品充斥，就連這些城市裡賣楊梅的，都是把生澀的楊梅，直接拿大棕刷用墨刷成紫黑色，竟就大模大樣的當熟楊梅賣。吃下去會有什麼中毒後果？那就沒人管嘍。

發展到萬曆年間時，明朝的「假冒偽劣」風氣是越演越烈。當時的《天下水陸路程》等圖書里專門有提醒：做生意的從常州到浙江，這一路都要謹防騙子。到處是「接客之徒誆誘」，稍不留神就要被坑。蘇州閶門商業區上，琳琅滿目的各種貨物，更要「不識休買」——簡直假貨扎堆。

錢莊誕生於江南，票號創辦於山西，據韋寶的了解，錢莊的歷史應該是早於票號的，而它們最大的區別在於服務範圍上。

錢莊好象只能完成當地的存款取款，也就是說在本地存進去的錢不能在外地支取，而票號卻更接近於現代的銀行，能實現異地存取的功能，是網絡化的金融機構，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當時的商人，免除了押銀的種種艱難與危險。

正因為此，後人把票號視為中國銀行的鼻祖，而不是錢莊。

錢莊是舊中國早期的一種信用機構，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寧波、福州等地。

在北京、天津、瀋陽、濟南、廣州等地的則稱為銀號，性質與錢莊相同。

另一些地方，如漢口、重慶、成都、徐州等，則錢莊與銀行並稱。早期的錢莊，大多為獨資或合夥組織。

規模較大的錢莊，除辦理存款，貸款業務外，還可發莊票，銀錢票，憑票兌換貨幣。

而小錢莊，則僅僅從事兌換業務，俗稱「錢店「。

在清末，當時因銀兩和銀元並用，其間必須有個折合率。但計算非常繁複，而且折合率也上下浮動，猶如外匯漲跌一般。

清末，銀行逐漸興起，替代了錢莊。解放後，錢莊多數停業。上海未停業的銀行則與私營銀行，信託公司一起，實行公私合營，組成公司合營銀行。

清代以經營匯兌業務為主的信用機構。亦稱票莊、匯號或匯兌莊。

明末清初的匯票作為匯兌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慶以後，由於埠際貿易擴展，匯兌業務發展迅速，專營匯兌的票號應時產生。

道光初年山西平遙縣日升昌顏料莊改組為日升昌票莊是最早的一家。其後，平遙、祁縣、太谷三縣商人繼起，將原來由商號兼營的匯兌業務劃出或重新集資設立票號。

形成山西人獨占的一大新興行業，通稱山西票號。外國人稱之為山西銀行。

票號多為合夥組織，也有獨資經營。每號創始資本自數萬兩至二三十萬兩不等。其後，由盈利轉化有護本、倍本等名目，實有資本不斷擴大。票號資本存儲於總號，總號一般設於原籍，因而山西票號又因總號所在地不同而分為平遙、祁縣、太谷三幫。

在各大城市設立分號，不另撥給資本。總、分號間可直接通匯或調度資金。三年或四年結帳一次，盈利按股分配。按資本分配的稱銀股；另有人股，俗稱頂身股，用以獎勵高級職員之用，根據其職位高低和年資定其分配份額。

山西票號經營的業務首先是匯兌，活動範圍遍及全國。營業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最盛時山西有總號三十餘家，全國各省區設分號四百餘所。

當時票號信譽卓著，且內部組織嚴密，能嚴守秘密，雖存款利息較低，貴族、官僚也樂意將私蓄寄存。放款對象除官吏外，主要是錢莊、典當和富商，不與一般商人發生借貸關係。

此外還替人代捐官銜爵位和墊款謀缺，從中獲利。其收入主要來源，原是匯水和銀兩平色的換算盈餘；後來，存放款利率上的差額和代辦捐官、謀缺等活動也成為重要利源。

這些屬性，放在明末，雖然沒有清末那麼突出，因為明末還沒有外來資本的強勢介入，但是大規模的票號和錢莊，還是有需求的！

韋寶並不是要牽頭，帶著薊遼商人搞票號，搞錢莊，這個很難帶動，等下人家還以為他又有啥陰謀詭計。

而且，要帶動也是吳襄這種人，才有可能帶動，必須得有實力，有聲望的世家大戶，占有絕大部分的資本，挑大樑才成。

韋寶若要做，只能自己一個人慢慢來。

事實上，韋寶現在已經自己轄內搞起銀行來了，等於一下子，把錢莊，票號，銀號，這些時代都超過去了！

「除了賭和不正當的交易，欺詐方式的做生意，還有個市場環境，這也是我們商人，商會自己要改變的事情。」韋寶見沒人說話，又接著道。

明末另一個亮眼輝煌，就是近乎巨型的城市。

拜明朝「資本主義萌芽」所賜，明代的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城市生活無比熱鬧，北京南京等大城市，人口早已突破百萬。風情萬千的城市生活，惹了多少後人艷羨。但放在當時明朝史料里，明朝的城市，也是招夠了吐槽：大歸大，毛病卻極多。

明代史料《五雜俎》里，就記錄了「超級城市」北京城的槽點，曾經在好些中外史料記載里，擁有整潔衛生的北京城，晚明時的衛生條件，卻已惡劣到「市場上多糞穢」的地步。特別是每到夏天時，一場雨水過後，街面上就是蒼蠅蚊子亂飛。於是年年夏季，北京城的瘧疾等疾病，都是屢禁不絕。

日常年節尚且如此，到了明末瘟疫席捲的年代，這個北京城，又如何能扛住？

為什麼會到這個地步？同樣可參考萬曆皇帝的三十多年怠政，國家的軍備國防行政，樣樣都歇菜，各級官員缺編嚴重，看似簡單的城市衛生管理，又哪還有人管？天子腳下尚且如此，明朝各地更可想而知。區區小細節，足以見證晚明行政效率的癱瘓。

繁榮的外表下，卻是一個腐敗且效率低下，已似一盤散沙的王朝。面對緊接下來的國家風險，自然缺少抵抗力。

「這些事情，只要是品行正直，有好人緣，大家都願意聽他的，這麼個人來當會長就成，關鍵要大家買帳，能聚攏人心。」韋寶笑道。

眾人一起稱是，都說吳三輔是極其適合的人選。

其實所有的世家大戶也都更願意吳三輔當會長，而不是老謀深算的吳襄當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