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77 韋總裁上門提親】（1/2）

韋寶本來是可以坐轎子的，卻沒有。

今天特地穿的很喜慶，一身大紅色袍服，騎著馬，也能用牽馬執鞭的馮銓襯托自己。

天地會統計署的效率是很高的，四處傳遞消息，傳遞請帖，有四日時間才到喜慶那一日，足夠得到消息收到請柬的人準備禮金了。

因此沿街不僅有很多老百姓觀看韋大人敲鑼打鼓被簇擁著前往英國公府，還有很多官員跟隨捧場。

這些人不是被要求來的，而是自動自發來的。

不管是沒有在文字清查當中倒霉的人，還是已經在文字清查當中倒了霉的人，都不敢再輕視韋大人，甚至可以說是敬畏。

文字清查的威力實在太大。

文字獄自古有之，是統治者加強思想、文化控制的措施之一。

也是世界歷史為止罕見，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文化恐怖制度。

統治者為防止和鎮壓知識分子的反抗，從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羅織罪名，構成冤獄。

文字獄自古就有但是除清朝外都並未對社會構成嚴重威脅。

韋寶搞的文字清查自然沒有達到滿清的規模，完全只是為了滿足韋寶為了斂財和更換官員，控制官員的目的而已。

而且，韋寶是發起者，卻不是決策者，如果魏忠賢覺得可不以，或者皇帝覺得不可以，早就禁止了。

但是魏忠賢和天啟皇帝朱由校顯然沒有要馬上禁止的意思，韋寶以文字清查一項每個月就能給皇宮內帑上繳上百萬兩紋銀。

本來韋寶說搞一個月就結束，現在是魏忠賢和皇帝自己捨不得停下來了。

清代文字獄貫穿整個清代250年左右。

頂峰時期自順治開始，中經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歷時140餘年。

少數民族掌權的清朝，對漢人控制極嚴。

文人學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滿，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譏訕清朝的內容，即興大獄，常常廣事株連。

清代的文字獄保守估計200餘起。除了極少數事出有因外，絕大多數是捕風捉影，純屬冤殺。

清帝大施文字獄維護自己的統治，打擊異己分子，鎮壓對自己統治不利的的思想言論而製造的一些因言論而獲罪的案件。

清朝的文字獄案件多樣，縱觀有清一代，尤以清初順治，乾隆時期最甚。

文字獄嚴重禁錮了思想，堵塞了言路，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這是封建專制主義日趨腐朽、沒落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的反映，清朝統治者通過文字獄，強化集權統治，造成了萬馬齊喑的局面。

文字獄就是因文字的緣故而引發的罪案。

它作為古代文化專制政策的一部分，在歷史上各個朝代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漢代的楊惲案件，宋代的蘇軾烏台詩案即較為典型者。

不過，總體看來，清代以前數量較少，規模不大。

首先，就文字獄數量而言，清代文字獄當在170起左右，比歷史上其他朝代文字獄總數還要多。

其次，就規模和懲處結果而論，與歷史上其他朝代諸文字獄相比較，也首屈一指。

清朝時期，清朝統治者對明朝留下來的文人，採用兩種方法：一種是採取招撫辦法，另一種是對不服統治的，採取了嚴厲的鎮壓手段。

清朝入主中原，從漢族傳統觀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陸沉」，「昏天黑地，日月無光」，在以儒家文化為正宗的漢族學問分子中間有著相當劇烈的民族敵愾心情。

康熙初年南明王朝覆滅，大陸上有組織的抗清武裝鬥爭基本結束後，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隨著清朝某些有關政策的改變，滿漢地主階級的進一步合流，以及社會經濟逐步發展，到雍正時期，階級矛盾這時卻發展到相當尖銳的程度。

而反清思想通過各種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間流傳，並與以恢復明朝為目的的反清鬥爭結合起來，使滿族統治不得安寧。

雍正帝曾說：「從來異姓先後繼統，前朝宗姓臣服於後代者甚多，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若此之眾者。」

綜合史書檔案、《清實錄》及其他材料，從康乾盛世初期開始，各種形式的鬥爭已在頻繁出現，發展雖不平衡，卻此伏彼起，連綿不絕，不斷衝擊封建統治秩序，對清政權構成的威脅日甚一日。

清朝文字獄不單單是針對漢族人，文字獄還涉及滿人。

正紅旗的禮部侍郎世臣因詩句「霜侵鬢朽嘆途窮」惹得乾隆很不高興，又見「秋色招人懶上朝」更不高興，再見「應照長安爾我家」，乾隆認為世臣數典忘祖，把世臣趕回老家黑龍江。

世臣寫詩被撤職，還算好的。同樣是滿人，廣西巡撫鄂昌更冤。他與朋友的唱和詩中，把蒙古人稱為「胡兒」。乾隆說滿蒙一家，罵蒙古人就是罵我。賜自盡。

從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涉及人員大多是下層文人，有文學青年，還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連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倖免。

搞這種東西基本上都是一個套路，韋寶也一樣，首先是鼓勵官民和官官之間揭發和檢舉、告密。

然後是動員國家力量抄家，尋找定罪的蛛絲馬跡，在藏書和文章中找所謂的罪證。

罪狀由權力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起，證據也由權力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成。

給思想文化、士人風氣帶來惡劣影響。

讀書作文動輒得禍，文人學士只好泯滅思想，丟掉氣節，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誦孔孟程朱的教誨以求科舉入仕；或者遠離敏感的學術領域，遠離現實，把全部精力用於訓詁、考據的故紙堆中，史稱乾嘉之學。

文字獄敗壞了官場風氣。清朝官員大多數是科舉入仕。

作為文人，他們有可能成為文字獄的犧牲品；作為官僚，他們又是文字獄的製造者或幫凶。

他們一方面不願意自觸文網，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願因為貫徹皇上諭旨不力，不能嚴究文字之責而獲罪。

於是他們只有向著謹小慎微、沒有節操的方向發展。

造成了社會恐怖，摧殘了人才。

許多知識分子不敢過問政治，從而禁錮思想，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為邀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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