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節 一群傳教士（1/2）

上海是一個特別的地方，這個地方的人，也跟別的地方的人似乎不太一樣。

鴉片戰爭之後，五口通商，廣州鬧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入城運動，其實其他幾個口岸也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相似的運動，華人跟洋人的衝突不斷，比如林則徐在福州掀起的反入城，鼓勵福州人學習廣州人，比如寧波的暴力對抗，赫德甚至因此挨過打受過傷。

五個通商口岸中，廣州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都沒讓洋人進城一步，可有一個地方，從一開始就跟洋人相處的其樂融融，自始至終就沒發生過對抗的事情，這個地方就是上海，或許正是這種態度，讓上海在之後短短几十年間就超越了擁有八十年獨占優勢的廣州，在中國大城市中獨領風騷。

但上海人為什麼沒有跟洋人爆發衝突呢，其他地方的衝突，多是因為不了解所致，上海開放之前比廣州閉塞多了，可他們為什麼能那麼平心靜氣的接受洋人的到來，還租了土地給洋人，最後形成了租界。

有人從文化上分析，認為上海地處江南，江南人文興盛，百姓性格比較柔弱和包容，因此容易接受不同的文化。

但朱敬倫覺得，可能另有原因，上次在上海短暫停留，他發現上海的洋人傳教士之多，有些出於他的意料。

本來以為這個時代願意來中國的，大多數都是那種帶著一股狂熱的開拓和冒險精神，憧憬著發大財的夢想，為四億人口的自由貿易這種美好前景刺激得瘋狂的唯利是圖的商人，可是朱敬倫沒想到，商人竟然只是一小部分，很小的一部分，反倒是傳教士占了多數，在這個時代，竟然是利益敗給了信仰。

他在法租界跟法國公使聊了聊，打聽了一下法國商人在上海的利益問題，結果法國公使異常懊惱，此時法國在上海租界中，只有不到一百個僑民，可真正的商人竟然只有三個，剩下大多數都是傳教士。

後來法國人做過一個統計，1873年3月30日上海共有法國僑民88人，其中只有3個商人，1875年總共213位法籍僑民中只有21位商人，1882年在總共150位法籍僑民中只有10到12位商人。

法國天主教會也做了一個統計，發現傳教士人數竟占法籍僑民總數的半數以上：1874年在總共191位法籍僑民中，就有97位傳教士；1877年上海有200位法籍僑民，其中就有104位是傳教士。

朱敬倫覺得，宗教可能才是上海人沒有跟洋人衝突的最大的文化上的原因，朱敬倫還聽一個熱情的傳教士說過一件事。

原來基督教從始至終就沒有離開過上海這塊地方，早在明朝時候傳教士潘國光就在上海建立了上海歷史上第一座天主堂敬一堂，先後發展出了4萬教徒。結果引起了清廷的擔憂，於是1720年康熙禁止西洋人在中國傳教。

但是倍禁止之後，有一些傳教士在浦東藏匿下來，之後又不斷有傳教士從澳門潛赴浦東秘密地進行宗教活動，結果鴉片戰爭之後，傳教士來到上海後，竟然驚訝的發現，上海竟然有不少世代老教徒，可能是在這些人的幫助下，洋人才沒跟當地人發生文化上的誤解。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其實中國的大門並沒有真正打開，五口通商只有上海通的好，其他口岸都在鬧騰，因此西方教會對傳教還比較深重，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他們就開始大膽起來，說起來很巧合，讓教會對中國燃起希望的，正是太平天國的崛起，當西方教會聽說有一個打著上帝名義的武裝力量，橫掃中國內地，從南方邊境直接打到了長江流域，輻射人口超過兩億的時候，這給了教會太大的想像空間，因此太平天國一時間在西方是一個熱詞，很多教會都滿懷希望的排除傳教士來上海，希望能夠跟天平天國聯繫上。

因此從1860年代開始，上海掀起了一股傳教熱，基督教在上海的傳教事業出現了持續發展的態勢，聖公會、長老會、浸會和監理會，很快就成為上海基督教中的四大主流教派。

跟基督教相比，天主教更加積極，他們早在康熙時候就在上海紮根了，法國打完第二次鴉片戰爭，條約中規定，將康熙時候被查封的天主教堂歸還給教會，因此很多傳教士，都不用建教堂，直接就能開業。

因此他遠遠的走在了基督教的前面，早在1842年7月，首批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南格祿艾方濟等人就已抵達上海地區。基督教傳教士麥都思說，當倫敦會還在懷疑是否應把上海建成永久基地的時候，天主教會在過去6個月中已經向這裡派遣了不少於10名歐洲傳教士，10月又有5位法國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上海。第二年5月和8月又相繼向上海派遣了8位和4位耶穌會傳教士。如今上海的天主教傳教士已經接近100人，歷史上，在1875年時就有132位天主教傳教士。

有的宣傳說這些傳教士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凶，有的也說他們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的文教事業，但如果單純從他們個人來說，沒人能否認這些不遠萬里投身中國宗教界，很多甚至一生都留在中國傳教的教士們的熱情，他們是帶著一種傳播主的福音的強烈的使命感，希望能夠感化四億異教徒，這種強烈的使命感，驅使著他們不知疲憊，不畏艱險，什麼地方都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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