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八十三節 改革的實質（1/2）

大明的報業十分繁榮，廣府十四縣中，除了從化縣、增城縣等少數幾個縣外，其他各縣都出現了報紙，但在以九龍為中心，包括赤灣、蛇口在內的九龍港區，卻是最活躍的。

最大的一個原因，除了這裡經濟最為發達，還有一個就是這裡靠近香港，那些辦在香港的報紙，時至今日，在自由度上，依然超過內地的報紙，不是內地對言論進行限制，而是在香港的報紙評論員，他們在思想上的負擔更小，他們是真的什麼話都敢說。另外就是，香港畢竟是英國殖民地，有大量的洋人居住，在香港的報紙，更容易受到洋人思想觀念的影響，其中很多報紙其實都是洋人撰文，華人翻譯的。

因此目前大明發行量最大的一份報紙，中外新報的總部依然繼續設在香港，同時另一份新派報紙也開始飛速崛起，這份報紙叫做循環日報，他甫一出現就成了盈利最好的報紙，因為他的主筆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筆桿子，早在自己辦報之前，就已經是著名的評論員了。

此人名叫王韜。

如果說中國有類似日本的福澤諭吉這樣的啟蒙思想家的話，前有魏源，後就要推這個王韜了。

此人不是廣東人，而是蘇州人，而且還是一個小才子，十八歲縣考拿到第一成為秀才，但之後屢次不第，對科舉大失所望。四年後跟隨父親來到上海。他父親是一個教書先生，在上海開館教書，認識了一些洋人。介紹王韜進入洋人主辦的墨海書館工作。

墨海書館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很有地位的，因為他主持翻譯了許多西方的科學書籍，重要的有代數學，微積分，植物學等，也翻譯了一些西方的歷史書籍，對介紹西方人文很有貢獻。

王韜儘管只是一個年輕的秀才，但是對于洋人來說，也是如獲至寶，他們很難找到中國有身份的讀書人，更別說這種有功名在身的讀書人了。因此他們的洋文翻譯就馬上跟王韜合作，翻譯了大量的西方書籍。

王韜在墨海書館一直工作了十三年之久，從年才離開上海，因為這年他匿名給占領蘇州的太平軍李秀成獻策，建議他跟洋人結盟，學習洋人的先進管理，結果被清廷發現，他不得不逃亡香港。

在香港王韜繼續幫教會翻譯書籍，給報紙華字日報擔任主筆。因為從很年輕的時候，就跟洋人在一起工作，所以他往往能用更現代的觀念闡述問題，而他本身又接受過傳統教育，有深厚的舊學功底，文筆也很不錯，所以他的文章角度獨到，很有市場。

真正讓王韜成名的，是從1867年開始，受到朋友的邀請和資助，去歐洲遊歷了一番。他先後到訪新加坡、檳榔嶼、錫蘭、亞丁、開羅，義大利、法國，在巴黎遊覽羅浮宮等名勝，拜訪索邦大學漢學家儒蓮，隨後繼續搭火車到加來港口，轉搭渡輪過英吉利海峽到英國多佛爾港，最後又到了倫敦。

他本就是一個很了解洋人思想的人，因此他的遊歷十分有收穫，而且本人又喜歡記筆記，王韜在英國遊歷了兩年，用華麗的辭藻留下了豐富的遊覽筆記，這都成為他後來寫作的素材和思想的祭奠。

他還受邀前往牛津大學和愛丁堡大學做過演講。

他在1870年回國，繼續給華字日報當主筆，同時開始整理在歐洲的見聞，編譯了法國歷史著作《法國志略》，又因這一年普魯士擊敗法國，引起世界轟動，王韜開始撰寫《普法戰紀》一文，在華字日報上連載，並得到申報的轉載。

1873年，英華書院的主持理雅各回國，作為好友的王韜買下了英華書院的印刷設備，辦起了自己的報紙，起名循環日報。王韜自任主筆，在《循環日報》上發表政論，他的政論，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時弊，被認為是中國新聞界政論體的創造人。

他不但文字好，長久的翻譯經驗，讓他的文字既有中文的美感，又有西方文體的嚴謹，而且視角獨特。同時他廣博的見聞，讓他經常能夠旁徵博引，跟別人的評論不同，他不但能過提出批評，而且能夠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常能說出法國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英國是如何處理這種問題的之類的答案。

王韜的評論，在此時的中國，當屬一絕，比申報的評論更加透徹和平易近人，因此影響力更大，後世被尊為中國第一報人，即便是當世，也是一個風雲人物。他在1875年，就連續發表了著名的《變法自強上》、《變法自強中》、《變法自強下》三篇政論，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提出「變法」的口號，可以說是中國呼籲變法第一人。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崇尚模仿德國，因此對王韜的普法戰紀十分關心，這本書從報紙上摘錄下來，刊發出21萬字的單行本，在日本賣了好幾萬冊，也讓王韜在日本的名聲很大，後來更是應日本人之邀請，訪問日本。

李鴻章也知道王韜這個人，認為他「不世英才，胸羅萬有」讚譽有加，可惜王韜沒接受李鴻章的招納，但李鴻章卻為他活動，取消了對他的通緝，讓他晚年得以回到大陸。

最不喜歡王韜的人，可能就是大明的官員了，因為王韜在香港報紙上寫文章，批評最多的就是大明政府。

可朱敬倫卻非常喜歡讀王韜的文章，但他卻沒有干預這個人的成長路徑，沒有採納某些官員的舉薦，聘請王韜到大明官府做官。

因為朱敬倫覺得，王韜這樣的人，他們最好的舞台，還是通過他們的言論和思想，去啟蒙廣大的民眾，是作為一個啟蒙思想家，而不是作為一個官員。朱敬倫甚至不無擔憂的想，想王韜、福澤諭吉這樣的人，真的讓他們當了官，弄不好就從高高在上的思想家，一下子淪落成為嘴炮黨了，那樣就實在是太可惜了。

王韜當然是這個時代中國讀書人物中的佼佼者，是啟蒙思想家之一，但是這樣的人，在中國不是一個，而是一大群。

可惜的是，一大群王韜，在中國沒有起到一個福澤諭吉在日本起到的作用，他們根本就沒有引起重視，除了極個別像李鴻章這樣的老道政客外，權力階層對他們的思想不感興趣。

這是中國由於舊文化傳統根深蒂固，跟日本相比是缺少一個福澤諭吉式的啟蒙思想家，但是卻有一大群申報編輯和王韜這樣的人物，他們沒有通過某一本書對整個民族進行啟蒙，卻通過報紙表達了他們的觀點，通過報紙讓他們的現代意識影響了更多的人。

中國也不可能出現福澤諭吉那種人物，因為在中國文化中有文無第一的傳統，儒道里很難形成福澤諭吉式的思想教父地位的人，即便是曾國藩這種人，在他威望最高的時候，都依然有一大批人不服他。

魏源寫了海國圖志這樣的啟蒙書籍，在中國反響平淡，傳到日本卻引起了轟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為在中國有大把不同意魏源思想的人，而日本人卻很喜歡將外來思想和文化推崇到較高的地位。

這不能單純的將中國人批評為麻木不仁，主要還是文明中心和文明邊緣民族，對待文化的不同習慣使然，中國人習慣了自己創造文化，然後輸送到四鄰，日本習慣了從外面吸收文化化為己用。

這種不同的民族習慣，是近代史上滿清和日本變革一個失敗一個成功最大的文化因素。

但具體的因素，則一目了然，是雙方掌握權力的上層精英，對待變革的態度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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