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八十三節 改革的實質（2/2）

但具體的因素，則一目了然，是雙方掌握權力的上層精英，對待變革的態度完全不同。

其實中國遇到的問題，日本同樣也遇到了，中國遇到的變革阻礙在日本也同樣存在。

日本改革精神教父福澤諭吉就在74年10月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談到了變革的困難。

他說：「日本的形勢確實艱難。為在外交中享有平等，就要在國內消除狂妄。如先考慮內部事務，就不能有助解決外部事務；如處理外部事務，國內的混蛋就會蠢蠢欲動，如顧此思彼則將一事無成。事情雖如此艱難，但也沒有理由不去努力。」

日本在處理國際事務的時候，同樣遇到有國內混蛋扯後腿，但日本人顯然更務實，他們「沒有理由不去努力」。抱著這種，儘管困難很多，不管怎麼做都有人扯後腿的現狀，依然堅持必須做事的態度，日本最後成功了。

滿清失敗就在於，政府最上層經營，為了改革不斷的進行爭辯，爭辯未必是什麼壞事，理越辨越明，可問題是他們只是一個勁的爭論。革新派和守舊派爭執了幾十年，但是爭論歸爭論，就是沒人去行動，一切只局限於空談。真正塌實肯乾的，就只有地方上幾個大臣搞的洋務運動，還不得不搞的小心翼翼，無法得到舉國的支持，最後在甲午戰爭的失敗中中功虧一簣！

朱敬倫很慶幸，儘管大明作為中國這個文明中心的一部分，大明的國民也跟滿清的國民一樣，對待外來文化總是抱有自身的文化優越感，這些年對於外來文化的抵制和批評就沒有斷過，可是在朱敬倫的強行推動下，不但他始終堅持做事，而且他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通過派遣官員出國留學訪問，通過他們在國內跟外國人接觸，通過切實的官府變革讓他們感到便利，已經影響到了一大批官員，至少是陳芝廷等這批官員，儘管在文化上還沒有放下優越感，但是已經不排斥西方的管理制度，甚至已經開始主動的，有意識的去推動西方管理方法了。

可以說大明雖然也有很多的積弊，沒有徹底解決官員貪腐問題，沒有解決官場人情問題，更沒有解決日益尖銳的社會問題，可是有一點朱敬倫可以確信無疑，那就是至少在大明高層，從朱敬倫到六部，甚至到府一級官員，都是一群做實事的掌權者。

這就早就了現在這種，從皇帝到官員都在做事，其中最大的原因，主要朱敬倫這個皇帝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而且確信自己這麼做之後能夠收到的效果。

朱敬倫很清楚，他要做的，不是親自去辦工廠，親自去搞工業，他沒有那種精力，他要做的，只是將權力始終交給這些能夠轉變世界觀的官員手中，就像日本明治維新期間，他們的國家權力，始終掌握在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這種務實政客手中，而不是交給翁同和這樣一批嘴炮黨手裡讓他們慢條斯理的爭論個幾十年。

.朱敬倫很確信，只要他堅持這種做法，哪怕文化自豪感強烈的中國人在思想和文化上轉變的速度慢一些，甚至始終無法轉變，而是誕生出一種新的中西兼容的文化，那麼至少在經濟、軍事上，大明絕對不至於落後。

因為只要這些肯幹事實的官員掌握權力，他們勢必會引進西方社會中最好的那部分，會鼓勵興辦工業，鼓勵工商業發展，那麼大明不管行使的是什麼政治制度，大明老百姓腦子裝的是什麼思想，工業也一定能夠發展，經濟也一定能取得成功。這些早就在後世被證明了，中國使用自己的制度，同樣能打造出一個經濟強國，一個世界工廠。

朱敬倫堅信這個道理：所謂變革、革命或者維新、變法等事業的成敗，最根本的標誌，就是能否讓資源掌握在最正確的人手裡，掌握在最正確的階層手裡，簡單點來說，就是能否讓最有效率的人，掌握社會資源，決定這些資源的使用方式，具體在這個時代，就是能否讓工業企業家掌握社會財富進行工業投資。

只要堅持住改革的這個核心，朱敬倫的改革就不會失敗。

目前這個改革，已經在行政上起到了相當的效果，官場有貪腐的積弊，但始終能通過各種渠道曝光出來，警察系統的反腐部門，由赫德領導直接向朱敬倫負責的監察部門諫議司，這些政府機構都在發揮作用。

報紙作為民間監督機構，在新聞沒有管制，有香港這個英國人管轄的地方在，報紙也無法管制的情況下，民間輿論也發揮了極大的監督作用，歷史上，日本明治維新後官商勾結現象嚴重，直到二戰之後十年，日本放開了新聞管制之後，大量的腐敗案集中被報導出來，大批政客被捕入獄，這才遏制住了長達數百年的貪腐現象。

最後一個原因則是較高的公務員俸祿，讓官吏不需要貪腐也能過上較為體面的生活，官吏始終是高收入和中產群體，沒有不貪腐就過不下去的窘境，因此貪腐雖然一直存在，也始終被曝光，被打擊，但卻沒有泛濫，沒有形成制度性的腐敗。

在稅務制度上，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從赫德組建的海關推廣到全國的稅務制度，即便放在全世界，也算是較高的水準，可以說稅收制度已經跟西方的稅收制度沒什麼分別，在收稅能力上，毫不輸給歐美的水平。

法律上，完成了普通法的程序建設。外交上，熟練掌握了西方的外交程序。軍事上，武器裝備已經跟上了國際主流強國，在軍事制度上正在努力的進行建設。

這一切不但讓朱敬倫認定大明走在正確的道路上，而且讓大明切切實實的搶占了先機，在整個亞洲地區獨領風騷，即便正在激進進行明治維新的日本，也因為自身資源問題，跟大明的國勢相差太遠。

能威脅到大明的，只有日益逼近的洋人勢力。

朱敬倫的選擇是，與其被動的倍洋人奪走利益，不如主動的跟洋人合作進行開發，奪走的利益總能夠奪回來，失去的時間卻永遠找不回來。

朱敬倫有信心在跟洋人的合作和競爭中依靠地利占據優勢，但是滿清不行，偏偏滿清現在出讓的利益，在朱敬倫眼中，早就是大明內定的利益，所以他極其不願意看到滿清一步一步出讓利益給洋人。

大明沒有名義也沒有力量阻止洋人不斷的藉機在滿清身上攫取利益。

朱敬倫之前採用的方法是堵，在洋人還沒有得到某些利益之前，堵住他們獲取利益的渠道，所以他將青島、大連等口岸，統統要到了大明手裡，就是擔心將來這些具有經濟戰略價值的地方，被洋人強取豪奪，堵住洋人在這些地區可能的擴張。

但這種被動防禦的方式，不可能堵住所有的方向，總能給洋人留下大批的空當和機會。

日本侵台事件剛剛結束，英國人就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在中國內陸擴大權益的機會，英國公使館翻譯馬嘉理在去雲南接應打算從緬甸進入中國雲南地區的英國探險隊時，被雲南當地民眾打死，爆發了歷史上有名的馬嘉理事件。

英國人如果不懂得利用這次機會在從滿清身上咬一塊肥肉，那就真的愧對他們身上的海盜傳統了。

只是這件事也將大明牽扯了進來，英國領事館向大明洋務司提出一項建議，由兩國一起合作，修建一條穿過緬甸，將大明跟印度聯繫起來的鐵路，英國人管這條鐵路叫做「不列顛之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