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五十九節 工業革命的衝擊（2/2）

一個在鄉村沒有深厚背景的商人，想在鄉紳的地盤上搞經營，不得到這些大家族、大宗族的支持，難如登天。所以這種高昂的租金背後，還有一種向人家買准入資格的味道，甚至說不好聽點叫保護費，這就是為什麼有的宗族會以祠堂的名義要求「凡我族人皆當任保護之責，則賓主相安，利賴無窮矣。厚本堂啟。」

這種保護費還不僅僅體現在高昂的租金上，還有其他地方保護主義存在，調查還點出，在有些地方「地方豪紳，宗族長老，對絲廠選地必昂其租；迨建成後，有說其煙囪有礙風水，施以勒索；對絲廠所有蠶蛹要由當地包銷，……等等。」

有的地方豪強鄉紳，用高昂的價格出租土地或工廠給商人之後，還不滿足，還要繼續勒索，目的是對絲廠的蠶蛹進行包銷，這跟後世國家修鐵路、公路等工程經過某些村莊，就必須僱傭當地的村長或者書記做工頭，工程才能順利進行下去是一個道理。

除了租金、包銷蠶繭等項目外，地方豪強的盤剝手段還包括向工廠徵收捐稅。有些絲廠經營者必須繳納名目繁多的捐款，如桑捐、繭捐、蛹捐、過節捐等；土豪向繅絲廠收取保護費，每個水盆每年十元；絲廠經營者在其他地方收購蠶繭、招募工人時也會被迫交納一定的保護費；土豪還在桑市和蠶市上徵收服務費，用這筆收入資助地方公局。

這種暗含黑幫性質的勒索包銷等現象，顯然對工商業發展是一個巨大的負擔，現在大明使用機器取代手工作業後的巨大效率提升，還能滿足這些層層剝奪的利益體，可一旦效率紅利吃完，這些鄉村工業將無以為繼。

但這些勒索性質的現象，卻都是因為鄉村自治的傳統習慣使然，朱敬倫跟這種習慣已經斗過多次了，每次都會流血，過後依然如故。修鐵路如此，辦教育如此。所以他不打算在目前工業發展不錯的時候，動這些宗族的利益。老實說鄉村自治也不是一無是處，起碼對鄉村宗族自己的保護就很有力。從陝西傳回來的消息稱，陝甘回亂讓富饒的關中平原遍地荒蕪，只有少數豪強得以保存，在面對以嚴密的宗教組織起來的回人，當地只有以宗法制度組織起來的大宗族才能生存，那些雜姓村子，早在第一波種族屠殺中就被清洗了。

大亂之後，關中平原留下了一個個諸如，「張家堡」，「周家堡子」之類的村莊名稱，顯然他們都是以軍事性質的土堡為保護才殘存下來的村子，而這樣的土堡絕不是個人能夠支撐起來的，必然是一個個大宗族的集體行為。

當然鄉村有這些不好的現象，也有一些朱敬倫比較能夠接受的現象。

比如有些宗族為了保證機器繅絲業的利益，鄉紳開始縱容之前不能容忍的某些離經叛道行為。比如開始放任甚至鼓勵自梳女群體的壯大，以保證機器繅絲業能夠得到足夠的女工，持續發展。

所謂自梳女是廣東地區一種特有的現象，很多女孩子不願意結婚，主要是出於對未來家庭生活的恐懼，擔心受到丈夫、婆家的欺負，於是將頭髮梳起來，宣布成為自梳女，一輩子不出門，也有自梳女自己形成某些義堂稱之為姐妹會，一群丁克女子一輩子生活在一起，並且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本來這種現象是跟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傳統相違背的，結果為了利益，有的為了家族的絲廠有源源不斷的女工，有的貪圖女工們不斷給家庭帶來的收入，開始覺得女兒不出嫁也不是什麼壞事了。

於是有些宗族不但默認族中女性當自梳女，甚至開始鼓勵她們，「觀念上的障礙一旦被克服，有的宗族甚至建設姑婆屋，出租給姐妹會成員居住；修築貞女祠，以供奉那些未結婚的宗族成員的神牌。」

為了女工的工資，修建貞女祠，用傳統道德忽悠女工不嫁人，這種為了利益濫用道德話語權的行為，朱敬倫是極為鄙視的，但他受觸動的是，在現代工業帶來的利益衝擊下，傳統道德和觀念，竟然能夠從如此深度進行轉變，這讓他開始相信工業革命的力量，是能夠扭轉中國最頑固的傳統文化和觀念的，當中國傳統文化開始適應工業化後誕生出來的新的文化，那才是真正的工業時代的中國文化，是不會像後世那樣，強行嫁接了太多西方的現代文化，而跟整個社會格格不入，思想衝突總是不斷爆發的。

朱敬倫之所以默認了鄉村自治對商人的勒索性租金、捐稅等陋習，也是相信市場本身的力量，最終會扭轉這種現象，從長期來看，商業是流動的，他們只有在有利可圖的時候，才會忍受這種不太合理的勒索，一旦他們覺得不合理了，他們自然會退出，自然博弈之下，自然是那些行為方式更自律的宗族能持續的得到工商業的利益，不管是自己開辦工業也好，向商人收取合理的租金也罷，競爭博弈的最後，肯定會出現最有效率的利益集團占據絕大部分份額。

朱敬倫不打算干涉這種博弈的過程，因為這是鄉村自治自我調整的一部分。

工業革命是一種革命，工業的利益衝擊下，各階層不斷的轉變自己的觀念來適應工業時代的發展，連最傳統的鄉村社會觀念都在改變，那些舊時代的富商沒道理不改變，他們才是最有實力的一群人。

所以明治維新三十年後，舊富豪轉向新產業的現象，在大明也出現了。

過去經營傳統土布的，開始常識買機器辦工廠，生產機織布。過去經營糧油生意的，開始買機器開榨油廠。

而舊時代的富豪們，也開始把銀子從地窖里挖出來，投入了新興產業，有不少山西的土財主，向當地官府申請在山西挖煤礦，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大明，則有一批十三行時代發財的，已經轉型為耕讀傳家的商人家族，悄然再次投入了工商業，這是一股超乎尋常的經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