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一十五節 向貧富分化說不 1（1/2）

從年，中國經濟增長了一倍，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

但經濟中積累的問題也非常多，儘管還沒有步入衰退，但國際經濟危機已經開始，中國經濟開始震盪，這些問題就開始爆發了。

最大的問題就是貧富分化。

五六年間，經濟總量增長了一倍，人均收入增長了百分之八十，數據看似不錯，但人均這個詞彙太具有欺騙性。

事實上，除了增加了兩千多萬城市中產之外，最廣大的底層民眾，尤其是鄉村的農民，他們的生活水平依然只局限於謀生，生活水平跟十年前，甚至跟滿勤時期相比，都沒有明顯的提高。

這跟日本類似，日本明治維新期間，經濟總量增加了六成，人均收入增長了四成，農民賣兒賣女的情況反而比幕府時代更多了。

原因就在於經濟發展的成果沒有惠及民眾，受益者除了少部分中產之外，經濟增長的收益全都被資本家拿走了，成為了工商業原始積累。

客觀來說，這是自然的經濟規律，甚至可以說就是自然規律。西方人馬太總結出來強者恆強的規律，被稱之為馬太效應。中國人更早知道這個道理，老子說「人之道，損不足而奉有餘」。

這些年，朱敬倫的執政過程，始終都沒有干涉經濟自由，讓民間自己博弈，這種博弈的過程，自然會出現優勝劣汰，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現象。

這公平嗎？不同的世界觀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或許很窮，但他接受能力強的人分的多的道理，認為別人掙錢多是人家本事大。有些人也許很富，但卻為這種貧富不均的現象而憂慮。更多的則是窮人對自己收入不滿，富人則覺得理所應當。貧富越是分化，這種理解的分歧就越大，社會矛盾就越大。

這些年來，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一個方法是繼續維持低效率的鄉村共同體，不對農業徵收稅收，將更多的資源留在鄉下，維持鄉村社會運轉，得到的結果是鄉村保證了最廣大人群的生存，並在社會危機期間，能夠承受更多的城市人群返鄉；另一個方法是，宣傳和鼓勵移民。脆弱的鄉村自然經濟，儘管有親戚、同鄉等關係構成的傳統保障體系，但是自然經濟的特點就是低效率，僅僅能夠為生，不可能有太多繼續，抗風險的能力太差，每時每刻都有一些人，一些家庭遭遇變故之後破產。政府給這些人的出路是資助他們移民。

這兩個方法很好的緩解了社會矛盾，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矛盾。

活在英美體系中，在商業社會裡，這種矛盾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歷史上最接近解決這種矛盾的，是北歐等的福利社會，二戰後推廣到了德國和瑞士。

中國可以搞高福利制度嗎？

這是一個專家學者爭吵不休，討論不完的話題。

大部分人認為中國搞不成，至少在發展階段搞不成。理由很多，案例很詳實。因為有的國家曾經搞過，失敗了。

瑞典可以搞，瑞士可以搞，因為人家站在產業鏈的頂端，國民經濟以高附加值為主。

澳大利亞可以搞，紐西蘭可以搞，阿拉柏國家可以搞，因為人家人口少，地大物博，光靠變賣礦產資源就能讓國民維持高福利。

看起來中國一條都不具備。硬性推廣的話，只會造成一個結果，那就是拉美化，比如阿根廷那樣，經濟長期徘徊在中端，即上不去，也下不來，不溫不火，十分僵化。

這些都很有道理，也可能變成現實。

但出於人情考慮，中國人就活該受窮嗎，中國人就永遠也無法享有富裕安康的生活嗎。

從科學角度出發，也許是這樣，因為本國的物質資源有限，平均下來，在任何一項中，可能都達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所以中國就應該堅持自由經濟模式，讓社會，讓民眾自由博弈，讓更有能力，又有效率的人占有更多的資源，從而讓整個國家都更有效率。

但任何社會都不是純粹以自然科學原理運行的，組成社會的是人，是有感情的人，而不是死的資源，工業和機器，人是會思考的，他們是能感受到不公的，他們可以接受為了國家利益而犧牲一部分自身利益，但用國家整體效率說服大家接受財富分配的不公，似乎只能讓人感到那是富裕階層的藉口。

不止老百姓，就是朱敬倫，對這種各種專家提出的理論都異常的反感，這和農業時代，和士大夫向全民強勢灌輸的理念又有什麼不同，士大夫可以讓商人接受商賈是賤業的邏輯，讓商人自己都鄙視自己。那麼在工商業時代，掌握話語權的強勢工商業階層的觀念，就一定是正確的嗎？

本章未完，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