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一十五節 向貧富分化說不 1（2/2）

不止老百姓，就是朱敬倫，對這種各種專家提出的理論都異常的反感，這和農業時代，和士大夫向全民強勢灌輸的理念又有什麼不同，士大夫可以讓商人接受商賈是賤業的邏輯，讓商人自己都鄙視自己。那麼在工商業時代，掌握話語權的強勢工商業階層的觀念，就一定是正確的嗎？

社會真的需要為了效率而無休止的犧牲公民權益，為了效率，而讓強者恆強，讓弱者被淘汰嗎？

從感情上，朱敬倫不接受這些。從理性上，他也不接受這些。

因為他知道，那些在社會博弈中的弱者，他們並不是傀儡，他們有自己的喜怒哀懼，他們會抗爭，會拿起槍來捍衛自己生存的權力。

所以無論從感情上出發，還是從理性上出發，朱敬倫都知道，這個國家需要做出一些改變了。

無數次他想到夜讀管子那一夜，兩千多年前的中國精英說，「以法治國，必先富民，富而易治，民富則安」，這種富民思想，不管是出於美好的願望，還是出於富民易治的邏輯，朱敬倫都打算試一試。

但他心中壓力很大，因為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探索，依法治國是這些年來他堅持的，法治思想從小學就開始教育，在教育發達的南方地區，已經漸漸成為了共識，但法律的尊嚴，更多的還是靠強權來維護，而不是出自所有人的自覺。

因為法律沒有讓所有人都感覺到是保護他們的，基於私有產權的法律，更多保護的，還是那些富人。

朱敬倫不求全責備，並不打算施行人人平均財富的政策，但他想讓最底層的，最弱勢的群體，得到他們可以在社會自然博弈中更多的收穫，這總是無可厚非的吧。

他知道政治對經濟的干預，肯定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問題，效率肯定會降低的。

這點心理準備他有，他是可以接受犧牲一定效率的結果的，甚至在朱敬倫心中，他並不認為一味強調經濟增長速度是一種健康的心態。改革開放，我們高速發展了三十年，那又如何？社會問題沒有解決，官民矛盾更加嚴重。高速增長了三十年，儘管所有人都受益了，但大多數人的抱怨增多了，是他們不知滿足嗎？是他們感受到了不公！

日本高速增長了三十年，日本人富裕了，台灣高速增長了三十年，台灣人富裕了，韓國高速增長了三十年，韓國人富裕了，新加坡高速增長了三十年，新加坡人富裕了，中國高速增長了三十年，中國成了世界上賦稅最高的國家。

增長的成果哪裡去了？老百姓沒有看到。增長成就了跨國公司的利潤，增長成就了少數寡頭的財富，增長成就了國家的稅收，增長成就了官員的貪腐。

從大明時代起，朱敬倫就對貪腐問題最為關注，可以說始終執行的是嚴刑峻法，貪腐問題並不算嚴重。也並不熱衷於吸引外資，所以增長也沒有變成跨國公司的利潤。可是從農業到工業社會的巨大變革，帶來的財富重新分配，和工業革命創造的爆炸性財富，還是早就了一大批富豪。國家稅收也大幅度提升。

在一個良性運作的社會中，稅收是必不可少的，高福利國家的稅收也高，稅收反而是一種調節財富分配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沒人會對高稅收有意見。

富豪也是必不可少的，這是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沒出現西方式的血淋淋的程度，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但現在經過三十多年的積累，資本原始積累已經完成，是到了重新建立財富分配方式的時候了。

完全平均他不考慮，完全公平也不可能做到，但至少他認為，中國可以比英國人，比美國人更公平一些。

至於重新分配的方法朱敬倫也有，北歐式的的高稅收高福利可以搞，美國式的針對不同人群的稅收調整也可以搞。

唯一擔心的是專家們威脅社會的效率問題，是北歐搞高福利時代先後出現的一些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一旦社會底層的民眾，在不需要辛勤工作也可以活下去的時候，他們又沒有強烈的發展願望，或者看不到讓他們努力工作的收穫的話，他們會失去動力，人就變得懶散。

西方經濟學家，將此稱之為高福利的負效應，北歐曾經出現過。最典型的是荷蘭問題，荷蘭在開發了北海油田之後，結果工業大幅縮減，因為人都不願意去工作了，都在吃油田的福利，造成了去工業化，經濟學上將這種現象後來稱之為荷蘭病。

後來的中東油霸國家，也遇到了這種問題，而他們一直都沒有解決，除了石油，幾乎發展不出任何產業。

如何避免這種問題，朱敬倫想到了一個學者曾經告訴他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