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千二百二十五章 求月票!!!求訂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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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在私德上當然一塌糊塗,要知道,他差一點,就能達成暴君大滿貫了!
他弒兄、囚父、納嫂弟,就剩下殺子了!就算是殺子,也就差一點點就達成了,他的兒子李承乾,也造反了,經典復刻玄武門之變,但可惜,他老爹是老反賊了,自然不可能翻車。
李承乾被李世民給予厚望,在很早之前就著力培養,李世民居喪的時間,讓李承乾來處理政務,在李世民出巡在外,也是李承乾來處理國家大事。一次,李承乾患病,從來不信佛家、道家的李世民,卻請來了有名的道士,為兒子祈福。等到李承乾痊癒,李世民還請了幾千名出家人,修建了普光寺等寺廟。貞觀七年,李承乾生病,李世民請來了天竺高僧,並特許其可以暫時不用讀書。為了教育李承乾,李世民他還特意叮囑于志寧等人,要多讓太子了解民間疾苦,如果太子做得不對的地方,要多加指點。總而言之,李世民在李承乾身上耗費了巨大的心血,傾注了真心,但反而得到了一個太子謀反的結果,這個結果讓李世民無法接受。
(其實李世民也達成了殺子的成就,是太宗時期的齊王李祐,這位就是純純的沒逼數,李承乾造反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李世民的逼迫,算是悲劇,這位就不一樣了,純純的來搞笑,被自己舅舅攛掇幾句,就造反了……另外這位不是皇后長孫氏的兒子,不是嫡子,所以李世民弄死他沒半點猶豫,而且影響也不大,知道他的人很少)
不管李世民的私德怎麼樣,但這並不影響他的歷史評價!
明君,千古一帝。
李世民成為帝范也不能僅是納諫和仁君,他有輝煌的文治武功成就做背書。對於帝王來說道德當然是重要的,首先是政治公德,其次是個人私德,如何理解它們對於帝王的評價影響。
我國德治理念早在西周就出現了。《周書》:「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文王有很好的君德,慎於苛罰,對孤寡都禮敬有加,使得民眾都願意在他的統治之下。正因為如此,我周人便取代了殷人的統治。)
「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只有做國王的能繼行崇尚德政,以德行事,才可以求得上天的福佑,保持王位的長久。)。
「佳敬德,亡攸違。」(只有崇尚德政,才可不致發生悖亂。)
後來,忠、信、卑、讓、元、亨、利、貞等都被納入了「德」的範圍。如:「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左轉文元年傳》);「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狡,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德」的根本內涵在於「聿修厥德,永言配命」(《大雅文王》)
「德」的概念是「君德」,是對於統治者的要求。天命只降臨給有德之人,統治合法性以德取代了上天神靈的神聖性,這是一種跨越和冒險,它體現了周王朝的恢弘氣魄。從此,為華夏民族開啟了脫離鬼神和宗教的人治理念,並持續發展。在《周書》中,出現有「天不可信」;在《大雅大明》中,出現有「天難忱斯,不易維王。」(真的只有我的王室的統治能夠垂久嗎?上天的這種旨意很難可靠啊。);在《詩經》中,出現有「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昊天沒有恩惠,降下如此大罪。),「浩浩昊天,不駿其德。」(浩蕩的昊天,不常保它的恩德。)等等。
進一步倡導「仁治」,並發明出「天道」概念稱量君德。「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左轉》),「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國語周語下》)。進而,「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慾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國語楚語上》)則將滿足民眾,減少君王的私慾納入到了「君德」的範疇。這些討論,建立了一種民眾對於國與君的否定關係。亦即——執政的合理性的缺失可以構成對於執政的合法性的質疑的合法依據。這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的基本範式。用執政合理性維持鞏固執政合法性,說白了,德治也是一種功利哲學或者說統治工具理論,它的任務目標是利於統治。
此前的夏朝的「天命論」,奴隸們再被壓榨再慘不忍睹,也不可以反抗夏朝,否則就是反抗天!商朝的「神鬼論」,一切都是鬼神的意志,奴隸主是遵從鬼神意志,鬼神既背書了合法性,也賦予了執法權,也剝奪了反抗權,因為你不可以反抗鬼神。商鞅變法法家的摒棄善政德政論,認為善政會導致奸民,因此摒棄一切善政,要燒毀儒家詩書,用嚴酷法令治國,用立功、法律來管理國家社會。
因此,道德對於統治,不是必需品,而是輔助品。
德治理論當然是一種進步,是統治者成功的好途徑,但要分清主次,誰是成績誰是途徑。衡量標準應該是以成績,而不是以途徑為標準。趙構再有德治措施,成吉思汗再凶暴,趙構也無法獲得高於成吉思汗的評價。因此,對於帝王,衡量不能用道德為標準,應以功業為標準。
這是古代政治,現代政治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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