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節 敵與友（3）（2/2）

沉默許久後，國際派第三號人物張聞天發言了，他說：「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這件事是蘇聯元帥布瓊尼帶隊展開的工作，眾所周知，布瓊尼元帥文化和理論水平一般，幹事情相對而言比較簡單粗暴，所以他可能存在工作中的急於求成，但這不應該被指責為蘇聯對中國的掠奪和侵略——人家至少也付了盧布，至於盛世才和蘇聯的問題，我覺得暫時可以放一放，統一戰線不也說要暫時予以團結麼？」

張聞天洋洋灑灑說了一大堆，雖然隻字不提蘇聯的做法是對的，但也不肯直接承認是錯的，只說與布瓊尼有關，與具體執行人員有關，是策略問題，雖然他不同意用蘇聯的是非觀代替中共的是非觀，但認為沒必要將這件事鬧到人盡皆知的地步，打個圓場，辯解幾句就過去了——國民黨哪天不往延安潑髒水？潑多了也就無所謂了。

當初毛要對付王明時仍然倚重張聞天，所以兩人關係還不錯，但任弼時返回延安後這種關係便宣告結束了，毛不但對張的工作橫挑鼻子豎挑眼，更對他在宣傳和意識形態中強調馬恩經典而忽視本土化表示不滿，1940年周恩來從蘇聯返國後曾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共產國際領導人曼努伊爾斯基對中共領導人的評價，認為張是中共黨內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毛澤東聞之勃然大怒，譏諷道：什麼理論家，張聞天從蘇聯背回了一麻袋教條，當場給了周難堪。

對毛的這種態度，張聞天雖然有所察覺，但依然還沒有醒悟，保持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迂腐，更不像王稼祥那樣肯臥倒裝死，而他的外在形象——時時刻刻在胸前別著一枚硬幣大小、用紅色玻璃鑲嵌的馬、恩、列、斯像徽章更讓人毛看了不爽，認為這是張借古人、洋人來壓自己。

對付張聞天不用毛親自出手，他的話剛告一段落，反張大將劉少奇便挺身而出，說道：「洛甫同志剛才的話我不能贊同。我們討論這件事的前因後果和如何處理，你把它具體當成了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連誰是誰非都不敢說，還敢談是非觀？我只問一句話，這個問題蘇聯人有沒有錯誤？如果有，是布瓊尼元帥一個人的錯誤麼？如果沒有，那我們就要理直氣壯地位蘇聯同志辯護，而不是你說的，等待風平浪靜、清者自清這種毫無作為的態度。你剛才說的態度不是在解決問題，是在迴避問題，希望以時間消弭惡劣印象，這是極度消極的作風。」

這幾乎是指著張的鼻子罵人，張聞天十分生氣，但沒當場反駁，到底錯不錯他不能說——不是不敢說。

眼看張聞天被人指責，身為國際派二號人物的博古便不能不出來說話。遵義會議後，博古在心理上、政治上已完全交了槍，任憑擺布，甚至連自己原本的親信潘漢年也放棄了，但對蘇聯干預還抱有一線希望，在毛和康生的嚴密監視下，仍和蘇聯派駐延安的情報人員保持斷斷續續地來往，將自己對黨內問題的看法悄悄傳送給莫斯科。蘇聯派駐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一書中曾描述過，博古如何躲過康生情報機構的監視來見蘇聯人時的那種膽戰心驚的狀態，並不止一次說：「博古使他弄清了國際、中國國內和黨內許多複雜問題的來龍去脈」。

對蘇聯這件事，博古當然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倒是很光棍：「蘇聯同志去新疆強行買糧當然存在問題，但這個問題不應該放大和孤立地來看，應該充分體諒蘇聯的不容易。我的意見是，是不是以中央的名義給蘇聯發個電報，讓他們承認一下具體溝通中出了誤會並發表聲明，這些盧布其實是白條，今後可以向蘇聯購買軍火或工業裝備的，這是其一；其二，對於國民黨等藉機造謠生事，挑撥離間，我們要堅決反擊，中蘇是盟國，就算是手續、溝通有問題，弄點糧食最終還是為了國際反法西斯戰爭，有什麼問題不能從大局看？從整體看？蘇聯幫過我們很多次，我們幫蘇聯一次又有何不妥？」

其他人還在思考博古的話，原屬國際派重要人物、在遵義會議上鼎力支持博古的凱豐（何克全）卻開始放炮：「博古同志，您想得挺好，不過有一個情況可能忘記了，中央和莫斯科打過電報，希望他們做個補充解釋說明，但莫斯科根本沒有把我們放在眼裡，拒不反省不說，還直接要求我們站在他們一邊辯護，您現在要的聲明如果莫斯科不肯給怎麼辦？不肯給這件事還抓不抓了？」

這個反唇相譏讓博古頓時愕然，但一想到凱豐這幾年的改變，只能嘆氣不說。

雖然遵義會議上凱豐支持博古，但一旦確立毛的地位後，凱豐的態度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完全將立場放在毛這邊，甚至還攻擊以前的國際派同僚，1941年他在長江局與王明搭檔，打了很多王明的小報告，年底返回延安後又對張聞天盡學「本本」表示不滿，認為是教條，這種表現讓毛很欣賞，便任命凱豐接任張聞天擔任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在這之前，凱豐被任命為中宣部副部長），這不但把張聞天擠出了宣傳崗位，又贏得了凱豐的忠心。

所以博古現在只能嘆氣：識時務者為俊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