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節 敵與友（6）（1/2）

王明的這番言論，很快便被概括為兩個凡是——凡是史達林同志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莫斯科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這句話理論上一聽就是錯的，不過卻不能顯而易見地說出來，當然王明本人不承認這個凡是，他頂多承認一個凡是——凡是有利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局的，我們都要堅決維護！

所謂大局，當然包括侵犯中國甚至中共利益滿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需要，這就更有欺騙性和迷惑性——不是要講大局和整體麼？黨怎麼能斤斤計較呢？所以雖然王明路線還沒有被批判，但在人群中已被日益孤立了，不但本土派、中間派都不贊同這個策略，甚至連國際派都反對王明的提法。張聞天這個理論家用理論證明了史達林同志和莫斯科並不代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確性，但他不能觸及這樣一個雷區——損害中國利益滿足國際共產主義好麼？

這個話題他覺得很難回答，既不能理所當然地說是，又不能斬釘截鐵地說不行。因為這件事已有了多個先河：

第一，中東路事件喊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奉系，招來民眾一片抗議，要不是張少帥太不能打以及後來西安事變這檔子事，這是大家繞不過去的；

第二，蒙古獨立，說軍閥控制中國還是讓蒙古獨立為好，但如果以後中國共產黨拿了天下，蒙古是獨立還是回歸呢？蘇聯從不正面回答，只說要尊重民族自決權；

第三，承認滿洲國並與日本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互不侵犯還可以理解，承認滿洲國換取日本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遭到很多人的抗議，中共最開始說的是權宜之計，是鬥爭策略，可事態如此發展，還稱得上是權宜之計麼？如果是權宜之計，那又要承認多久呢？不會最後也來個承認民族自決權吧？

所以王明的問題非解決不可，但如何解決卻不是一時三刻能完成的，毛考慮再三，決定加強整風的力度，用王明的話作為衡量標準，用於折射出其他的問題。

就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印度戰場的局勢還在繼續惡化，在日本海陸並進、德國海軍陸戰旅的配合下，英國本土軍隊連續受創，求援的消息從新德里發到了倫敦，又從倫敦發到了華盛頓，華盛頓再次催促重慶政府出兵，但馬歇爾匯報的語氣卻讓羅斯福大吃一驚。

「蔣只對我們的物資感興趣，他和他手下的高級將領對保衛印度沒什麼熱情，史迪威將軍表示這1個多月只有不到4000人通過飛機抵達印度，除極少數軍官，其他明顯都是沒接受過任何訓練的普通人，身體素質也不盡人意，他只能費力地加以培養。據情報員在重慶觀察到的消息，他們更摩拳擦掌地期待與共產黨開戰，理由是共產黨在新疆出賣中國利益，與蘇聯勾結。」馬歇爾苦笑道，「就算是這些軍官，也是蔣政權中被排擠出來、不得志的少數派。我現在非常擔心這些美援物資不是被他用於打擊日本人，反而會成為他打內戰的底氣。」

「他瘋了麼？」羅斯福怒道。

「他沒瘋，相反他很冷靜。由於前期俄國人在中國西北搶劫的行為，大大刺痛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感情，那些對蔣不滿的民主派人士現在對史達林更加不滿，重慶方面握有很大的輿論和軍事優勢，他想利用這個有利局面消滅共產黨，用他的話說，叫攘外必先安內！日軍力量的退出又為兩者間的爭鬥創造了條件——原本兩派並不接觸的地方因日軍撤退而變成了雙方互相爭奪的地盤，小摩擦越來越劇烈，共產黨方面通過重慶聯絡員向我們投訴，但這沒什麼用……」

這些話還好，赫爾講的關於重慶和日本之間的軍隊、地盤買賣更是引發了全場詫異——「日本陸續退出好幾個省，除交通要道和重大城市外，很多縣城都賣給了蔣政權——我們看到的所謂收復失地其實就是不斷賄賂日軍退出的過程，真正通過戰鬥奪取微乎其微。」赫爾聳聳肩，「與其說日軍是被中國人逐出的，不如說他們主動撤退——收縮了戰線，提高了軍隊機動能力，增強了反應速度。」

「這真是奇怪的戰爭，到底誰是中國的敵人，誰是中國的朋友？」

「中國？總統閣下，您不如問，誰是蔣的敵人和朋友，誰是毛的敵人和朋友，或許再加一個，誰是汪的敵人和朋友？」赫爾兩手一攤，「中國人自己都稀里糊塗，我們又怎麼看得清呢？」

「這樣不行，必須保衛印度，如果讓日本和德國在印度洋一線打通會師，我們將面臨非常困難的局面。」羅斯福的決策當然是毫無問題的，但現在英國人沒有艦隊可以運送力量到印度，而重慶又不肯派兵，光靠在印度的盟軍力量又不足以抵擋日本犀利的攻勢，雖然日本目前只占領了錫蘭，但誰都知道錫蘭才是印度的橋頭堡，印度面臨大規模進攻的時間很接近了。

最後，羅斯福口氣嚴厲地對赫爾說：「加大對蔣的敲打力度，如果不願意幫助盟友保護印度，我們就只能遺憾地將各類物資留給願意保護印度的人。他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旦日本控制印度，中國會失去所有接受外援的通道。就算我們願意支持他打共產黨，他也不要指望來自美國的一槍一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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