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節 敵與友（1）（2/2）

蔣的眼光錯不錯呢？當然不錯！

實際上這時候的史達林已經與毛積累了一些矛盾：對於毛逐漸取代王明成為中共最高領袖，史達林一開始是樂見其成的，因為王明的老師、共產國際前東方部部長米夫已在1938年被史達林清洗，所以史達林不會重用王明，這是其一；其二，王明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和與其他人的聯繫遠遠強於毛，所以史達林希望能扶持一個更弱小、更聽話、更沒有國際關係的中共領袖，而毛恰好在這個時期內投其所好，甚至還大張旗鼓地學習《聯共黨史》，這就使得史達林就不願對延安說些什麼。

但史達林萬萬沒有想到，毛對他的恭順完全是偽裝出來的，毛本質上就不是一個國際派，甚至極度反感國際派，當蘇德戰爭爆發後情況就發生了重大變化，已牢牢控制中共的毛澤東對來自莫斯科的指示陽奉陰違，因為後者已自顧不暇，毛採用拖延、迴避、指東道西等種種方法，拒絕出動八路軍進攻駐紮在華北和中蒙邊境地區的日本軍隊。當時莫斯科懼怕德日聯和夾擊自己，多次明確要求毛派出八路軍大部隊破壞華北鐵路，向日軍發起進攻，以減輕日本軍隊對蘇聯的壓力。毛對於百團大戰都不滿，怎麼可能去為蘇聯人火中取栗？自然是用種種辦法加以搪塞。

直到這時史達林才發現毛原來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已為時晚矣，因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對毛在延安「另搞一套」的狀態莫斯科雖然強烈不滿，卻毫無辦法。所以在新疆搶糧這件事上，史達林壓根就不想和延安溝通什麼，甚至在延安發電報過去之後詢問，也只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這次糧食徵購是經過盛世才同志認可並支付了合理對價，不知道為什麼有搶劫這一說法，對這種近乎污衊的宣傳，中共要予以強烈譴責同時肅清內部黨性不純、國際主義思想缺乏的流毒……」

駐延安代表的解釋稍微婉轉一點，不過口氣是一模一樣的：當初為了購買軍火，蘇聯曾貸款給中國方面——蘇聯那時候說什麼了麼？現在蘇聯沒有要求中國貸款，也出了錢購買，無論如何與搶劫沾不上邊——如果你覺得這部分盧布白條暫時不能用的話，你當貸款不就行了麼？

這個答覆就迅速引起了黨內爭議，毛在書記處會議上很生氣地說：「貸款當然可以，既然蘇聯可以向中國貸款，中國向蘇聯貸款當然也可以，但是，這種貸款一定是你情我願的合作，而不是一方強加於另一方，這是其一；其二，當初蘇聯貸款是給了國民黨，雖然國民黨有各種各樣的缺點，但畢竟是中國政府實際執政黨，對外代表中國，現在莫斯科直接跳過延安和重慶，直接去找盛世才是什麼意思呢？什麼時候他盛世才代表中國政府了？其三，這件事就算找盛世才，勉強因為他是聯共黨員和中央委員還有點道理，可為什麼不和延安與重慶通氣；其四，如果真的是所謂的你情我願，為什麼盛世才要喊冤，還要叫嚷，他的黨性呢？」

分析完這一點，毛怒不可遏地說：「說白了就一句話，所謂征糧和白條，那都是不可能兌現的東西，將來一定會為這件事扯皮，為了一點點經濟上的便宜而不顧共產黨的形象，不顧共產黨的作風，完全是大國沙文主義的表現……盛世才不是心甘情願交出糧食的，他是在蘇聯人的槍炮之下無奈交出的，不管他本人有什麼問題，至少這件事他沒有反抗能力，所以他現在要叫。」

陳雲補了一句：「據說現在新疆糧食十分困難，牧民很多牲畜也被搶走，現在因為天氣較熱還可以維持，一旦進入嚴冬，後果不堪設想，甘肅的糧價漲得非常厲害。」

「國民黨有什麼反應？」

康生道：「這是蘇聯帝國主義一貫橫行霸道的表現，說明布爾什維克主義本質上是流寇、是土匪思想……還逼著我們表態，我認為這是很惡劣的事件，必須嚴肅對待，這樣黨才能站穩腳跟。」

毛點點頭：「這是蔣某人在將軍啊……康生同志，你有什麼想法？」

「主席，我認為對國民黨的抨擊和指責應該堅決還擊，以正視聽，但對於蘇聯和聯共的某些說法，我們也應該保持一定距離，這有利於爭取中間派和民主人士。」對康生如此直言不諱的表達，很多人表示了詫異——他這是要向聯共開炮？

毛卻微笑著點點頭：「必要措施要採取，不過如何應對不能草率，要有分寸，要有禮、有利、有節……蘇聯畢竟是老大哥麼？」

康生露出了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剛才他故意用一句很「右」的話來試探底線，結果底線成功探明了——毛要有說法，但又不要完全破裂，更重要的是，由自己這種這麼激進的右的態度在前，毛的修正看上去就更合情合理了——一個好的下屬，一方面要為領袖及時背鍋，另一方面要為領袖講出他所不方便講的話，甚至為了襯托領袖的英明，講話一定要過頭，一定要有偏差，如果他講「有理有利有節」，那畫風就太錯愕了，到底誰才是領袖和舵手？

康生在中共黨內最早以趙容聞名，1925年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參加中共，1926—1927年和周恩來、顧順章等一同領導了上海三次武裝起義，後被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長，這時候康生與周、王明、博古的關係才比較密切，在三十年代初，康生作為「肅反專家」聲名顯赫。顧順章叛變後，中央特科由陳雲、康生、潘漢年組成的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直接領導，陳雲調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後，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最高負責人。

他在上海的活動主要就是鎮壓中共變節分子，以及和國民黨特務機關「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鬥法。由康生領導的「紅隊」刺殺了國民黨「調查科」上海直屬情報員史濟美（馬紹武）和一批共產黨轉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強烈震動。1933年夏，康生因上海環境日趨惡化、無法在滬立足而轉道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成為王明的副手。他在蘇聯居留四年期間竭力吹捧王明，同時實地學習蘇聯鎮壓機關格伯烏的經驗，在中共留蘇人員中厲行「肅托」，成為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受過蘇聯「格伯烏」全面薰陶的「專業人士」，而且還是一個典型的國際派——只知有蘇聯不知有蘇區。

由於毛與康生素無淵源，1937年11月底康生與王明等飛返延安之前，毛甚至從沒見過康生，再加康生與王明曾有密切關係，所以關係很疏遠。康生最開始還把希望寄托在王明身上，但僅僅幾個月後他就看明白了——康生畢竟不是王明、博古這種在蘇聯馬列堆里泡大的人物，他是在上海灘經受過實戰檢驗的，是進行過「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動作的又中共上層機關工作多年，具有觀察政治風雲的豐富經驗。

他發現毛澤東雖然在政治局內暫時處於下風——主要是倒張聞天未獲成功，但毛對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極大的支配力，而王明在黨內、軍內並無堅實基礎。康生認定王明決非毛的對手，加緊向毛靠攏，在毛與王明為首的長江局、在毛與張聞天的理論鬥法中，康生都站在毛的一邊，更重要的是，康生力排眾議，全力支持毛與江青結婚，從而一舉獲得毛完全信任。

藍萍在上海灘那點事，作為特科負責人的康生會不清楚？但他看出毛對江青的意思後，便利用這個身份進行擔保，同時由於康生和江青都是山東諸城人，算是同鄉，再加上有傳言說江青的母親曾經為康生家做過傭人，所以康生不但對江青在上海灘的情況一清二楚，甚至連江青從小到大的底細都了如指掌，因此有康生這句「我保證江青同志毫無問題」的話是有很大分量的，打開了毛的第三段婚姻，同時也迎來了康生在政治上的飛黃騰達。

在剛才康生與毛一問一答中，關於新疆搶糧事件的答覆就確定了下來。

毛道：「革命首要的問題是敵友問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一定要弄清楚，但這個關係要考慮客觀情況的變化而變化，更不容忽視的是朋友間的關係，是不是因為雙方是朋友、盟友就可以好到無法無天不加以抵制呢？是不是因為朋友就無條件、無原則團結呢？我對此持有否定態度！我還是那句話，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蘇聯老大哥我們當然要團結，但新疆的老百姓，中國人民、知識分子、民主人士我們就不要團結了麼？答案也是肯定的！那種不分青紅皂白就武裝保衛蘇聯的調調不能再說了——連小林光秀這樣的日本人看了都覺得不妥，認為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人，首先是中國，其次才是共產黨，這句話難道沒發人深省的一面麼？不要看我們說幫助小林光秀提高，其實人家小林光秀的理論水平是很高的，看問題也准，最重要的是能從實際出發，不盲從，不跟風，有獨立見解，我們有些同志就缺乏這種思考的能力，只知道一味附和，莫斯科放個屁都是香的。當初口口聲聲說共產國際如何如何，大有沒共產國際便過不下去的樣子，現在共產國際沒了（編者註：1943年5月解散），又改口莫斯科、史達林云云……難道中國的事情我們自己管不好，還要邀請史達林老人家來幫我們管？這樣乾脆讓中國當蘇聯加盟共和國算了。」

毛在私下會說些牢騷話，這次顯得格外有點多，眾人都是默默不語——既不能附和又不能反對，只有康生在旁邊不時說幾句：「主席說得對，我們確實要加強學習」或者「哎呀，我原來也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這種錯誤將來不能再犯了……」等等之類的話，最後這個答覆要交由政治局乃至延安的中央委員統一表態——這也是毛進行整風以後用來進行驗證的一個好機會，看看到底大家對他的領導是否口服心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