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從滿洲到華北（上）（1/2）

關東軍是帝國陸軍最出名的軍鎮，號稱「皇軍之花」，但滿洲事變前其實兵力不多，整個關東軍只有1個師團加6個鐵道守備大隊，這也是石原等人發動滿洲事變時感到最大的挑戰，後來才陸續增加，太平洋戰爭時期，為預防蘇聯兼總預備隊，兵力最高峰突破百萬，大多數時都擁有最精銳的部隊（番號不大於20的甲種師團）和最好的武器（編者註：機甲師團最初基本都在關東軍）。

司令部大部分時間在關東州，滿洲事變後遷到奉天，滿洲國成立後遷往新京，我7月份去報到時就在新京。

接待我的是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他這時也因功勞晉升少將，雖然和他不熟悉，但因為有石原學長推薦，他很關照我，和我談話時決定把我安排在最重要的第1課，還考慮過段時間讓我當課長。

我拒絕了他的好意，舉了兩個理由：第一，我在參謀本部沒進過第1、2部等核心部室，那裡才是統籌作戰、參贊軍務的要害，我是戰史部的，說起來差一頭，雖然關東軍肯定沒參謀本部人才濟濟，但我覺得沒這麼大本事馬上當第1課課長；第二，我初來乍到，且從未有過關東軍服役經歷，一下子到這麼顯眼的地方容易遭人嫉恨，再加上我對滿洲當地情況還不熟悉，千頭萬緒一時無從談起，萬一鬧出笑話自己丟臉不說，還把石原、板垣的臉也丟光了，這是很麻煩的事。

板垣征四郎對此很高興，覺得我是比較謙虛、慎重的人，誇我道：「現在這種踏實守本分的年輕人不多了，難怪石原高看你一眼，不過第2課你先待著吧，總要熟悉參謀工作的，不能一輩子搞戰史吧？」

那時我已經36歲，才剛剛混上少佐，橫向對比來看不算拔尖，因而頗有自知之明，心態也好，和課里同仁關係處得還不錯——他們覺得我不像東京來的那些中樞參謀那樣趾高氣昂、目空一切，算比較容易相處。

在《塘沽停戰協定》簽署後，滿洲國疆域算大體穩固了下來，與中國正規軍的交手算是基本告一段落，剩下的主要工作便是剿匪。

【譯者注，1933年2-3月，日軍占領熱河，旋爆發長城抗戰，國民黨軍不敵，成立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被迫由參謀部作戰廳長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簽訂《塘沽停戰協定》，劃定冀東二十二縣為非武裝區，軍隊不得進入，日軍則退回長城以北，雙方以長城為實際控制線對峙】

從7月到10月，我通過不斷查閱檔案、實地勘察、與當地民眾交流、與清剿官兵等交流的方式，逐漸對滿洲剿匪工作有了全局了解。

所謂剿匪只是口頭約定俗成的說法，實際在滿洲活躍的武裝分子並不全然是匪，其構成十分複雜，大體而言包括以下幾類：東北軍舊部（特別是馬占山、馮占海、李杜等與帝國作戰過的的餘部）、舊警察、原有土匪武裝（張作霖時期並未徹底剿滅乾淨）、滿洲事變後被布爾什維克煽動起來的左翼民眾（年輕學生比較多），另外還有中共地下武裝、滿洲國軍隊中叛變人員等等……前前後後大體有幾十萬之多。昭和9-12年是一個發展高峰，盧溝橋事變後2年，是另一個高峰。等太平洋戰爭進行到最激烈時，滿洲治安戰基本已結束。

說他們是匪也並無不可，因為他們採用的作戰方式是四處流竄、偷襲為主，幾乎沒有正面作戰、陣地作戰過，除野外作戰，在城市裡也有各種各樣表現：比如偷襲滿洲國政府機關、警察署、派出所；偷襲開拓團和其他重點企業；暗殺軍政要人；張貼反對日本和滿洲國的海報、宣傳標語；在工廠、礦上、港口搞串聯，進行經濟破壞等等。

這在當時牽制了我們很大的精力，且接二連三地死人，觀感非常惡劣，社會治安十分動盪，迫使國內下定決心一定要進行治安肅清。通常分兩個渠道下手：對付大股武裝分子，由關東軍、滿洲軍為主力進行野外作戰，統稱大討伐；對付小股、零星武裝分子和隱匿在城市人群中的破壞分子，由陸軍憲兵隊、各特務機關、滿洲警察署、滿鐵會社調查部、特高課予以重點對付。

中國有很多人對日本情報機構不理解，以為特高課就是帝國最大甚至唯一的情報組織，甚至把所有情報機構都劃到特高課下，這完全是以訛傳訛，同樣道理，帝國民眾因很少接觸情報機構，大多數時候也弄不清楚。實際上特高課掛在警察署之下，全名特種高級警察課，在中國的特高課基本都是外務省領事館系統派出的，惡性治安事件和防控間諜首先由特高課出面處理，所以民眾才會有印象以為特高課是最大甚至唯一的情報機構，實際上其他特務機構更為龐大和複雜。

整體而言，日本根本沒有統一的情報機構，陸軍、海軍、外務省、滿鐵都有自己的情報系統，甚至太平洋戰爭開始後，拓務省、興亞院、大東亞省都設立了情報機構。

【譯者註：1942年11月，日本正式成立大東亞省，下設官房、參謀、總務局、滿洲事務局、中國事務局和南方事務局等7個局。同時，原拓務省、興亞院、對滿事務局和外務省的東亞局、南洋局併入該省，即日本在戰爭時期占領的領土全部由該省進行管轄，不再視為普通外交關係而當做內政處理，日後昭和維新進行軍功分田主要也通過大東亞省進行，日本人通常所說的中心-外圍/本土-拓土話語結構中，大東亞省基本分管後者】

第二次近衛文麿內閣時【譯者註：1940年】，為協調各情報機關的工作還特意增設了內閣情報局，但並沒有發揮作用。各情報機構依然都是各自為政、各自為戰，不但彼此相互攻訐、試探、爭功，隱然還有互相扯皮、互相針鋒相對，經常會出現容易、有利的事大家搶著做，困難複雜的事大家推著做這種局面。

二戰各大國當中，日本情報能力比較差勁，甚至還有被敵人滲透到中樞高層、挖走大量情報的例子，簡直丟盡了臉。（編者註：指尾崎秀實案、佐爾格案等）。當然比中國還是強不少，因為帝國在中國的情報部署從日清戰爭之前就開始了，前後長達半個世紀，中國人感慨日本使用的中國內陸軍用地圖比他們使用的還詳細、全面這種事就是靠經年累月積累下來的，沒有任何捷徑可走。

這裡要講一個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間諜中西功。他是日共中央委員，三重縣人，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畢業。昭和5年（1930）因參加學生運動被捕，後因證據不足獲釋，次年在滿鐵工作並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二年回國，在日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和中國問題研究會工作期間第二次被捕，不久再次獲釋，昭和9年（1934）經尾崎秀實介紹入滿鐵工作，就職滿鐵大連本社資料課。

到這裡就可以知道尾崎秀實的政治取向是什麼了，不過他是近衛首相的私人秘書，層級很高，我只是聽說過名字，不認識這個人。但中西功我卻認識，因為他撰寫了大量有關滿洲、華北農業經濟的論文和社會調查，還曾在天津、上海、大連等地滿鐵事務所工作，昭和13年（1938）去中國派遣軍特務部任職，各方面交友都很廣泛、很活躍，三年後因為尾崎秀實被捕後才暴露。

他對滿洲、華北情況非常了解，撰寫了很多資料，我由於從戰史研究轉行過來，和一般習慣於看地圖作戰的軍事參謀不同，非常重視吸收這種擁有大量實證和調查的研究報告，不但將他撰寫的所有報告都仔細進行研讀，還跑過去與他交流過好幾次，後來他先去中國派遣軍，我隨即又調過去，依然一起聊過好幾次天。

事後回想起來，中西功在和我聊天、交往過程中是試探過我政治和價值取向的，因為我給他的印象不像普通陸軍軍官，且對布爾什維克某些主張不那麼深惡痛絕——我前文說過，我是半個布爾什維克，認為公平分配有其合理性！

雙方私下交流時探討過這個話題，那時候我比較遲鈍，從沒往他是日共成員這方面考慮，單純認為和我一樣是對布爾什維克主張感興趣但又不能完全接受的人士，很想和其他人交流一下理論看法。說句真心話，他比我激進得多——這還是他隱匿了自己的想法後表現出來的樣子，不過我這個人不會去告密什麼的，單純只當做朋友間進行理論探討，在他暴露後才恍然大悟。

他也很夠意思，沒胡亂招供把我扯進去，更沒有說和我深入交流過布爾什維克想法，只是說有工作上的聯繫。和他有工作上聯繫的軍官可多了，如果把和他聯繫過的軍官全打成是間諜或反戰分子，那大概關東軍參謀部、華北派遣軍司令部都要癱瘓了，所以憲兵隊只是找我問了一下情況，其他什麼動作也沒做。

這段交往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再加後來委派我潛伏時岡村元帥給我看了大量日共、反戰組織的情報和資料，使我對相關內幕了解得非常清楚，「投奔」八路軍後就說我是反戰組織成員，還認識日共成員中西功，甚至能講出與他有關的大量情況。恰好延安也有人認識中西功，雙方情況一對照就印證得上，這對打消對方顧慮、確認我的身份起了極大幫助。為給我的身份保密，中西功後來死在監獄裡，我覺得挺對不起他。（編者註：實際上無論有沒有這段事，中西功在當時的大氣候下都難逃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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