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上) 80 舉先例兩臣述隱患 細分析首相護公社（1/2）
「陳首相，老夫剛才就已經說了。朝廷完全可以從市場購買糧食進行儲備。更何況還有海外的藩屬國定期向朝廷納供糧餉。試問在這種情況下，朝廷還要為了征糧儲糧而死守陳規不變嗎。」陳子龍不滿地放言道。他實在是不明白為何這「陳規」僅實行了十二年，卻有如此多的大臣一定要死守不放。
「陳大人太過於樂觀了。這麼快就忘了前朝崇禎時糧價暴漲、饑民遍野的慘景。老夫記得大人曾經還為此寫過一篇《賣兒賦》，言詞悲憤而又寫實。難道大人想看著《賣兒賦》中的慘境日後在我中華朝重演嗎？」陳邦彥痛心疾首的說道。
「首相大人言重了吧。前朝崇禎時恰逢天災兵亂並至，故而糧食緊缺糧價爆漲。加之前朝不體恤民情，一味地加徵稅賦和三餉，致使民不聊生，最終戰亂四起。而我中華朝如今正值政通人和、五穀豐登的盛世之際。怎麼會出現老夫在《賣兒賦》中所描述的情景。試問一個初創不久如日中天的盛世王朝怎能與另一個日泊西山的沒落王朝做比較？」陳子龍不屑地反問道。以往的歷史經驗告訴他亂世結束後，中原必然會迎來一個大統一的鼎盛時期。而如今的中華朝無論從哪兒一個方面來看都十分符合條件。因此陳邦彥說中原會再現崇禎朝時的慘景，陳子龍當然是怎麼都不會相信的。
然而，陳邦彥卻並不覺得自己是在危言聳聽。卻見他搖了搖頭跟著糾正道：「正如陳大人所言，我朝目前確實正處於前無古人的繁榮時期。但是我朝現在所處的狀態同樣也是前無古人的。歷代王朝草創之初，無一例外的都會減輕賦稅、平分土地，做到耕者有其田。在稅賦徵收上也大多傾向於復古漢景之治，以實物征糧為主。待到中期，王朝土地兼併日益嚴重，朝廷財政日益惡化。此時君王與臣子就會想到要變法，即對原有的祖制進行一系列的變更以求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困難。如果變法成功，則王朝會迎來新的一輪復興，時稱中興之治。若是不幸失敗，則整個國家都會陷入混亂之中，甚至就此亡國。反觀我朝建立不到五年，算是『初創之朝』。加上之前數十年的戰亂使中原人口銳減、無主之地甚多，因此不用朝廷重新安排也能做到耕者有其田。然而在另一方面，我朝又是從前朝禪讓而得，前朝制度上的不少弊端並沒有因戰亂而消逝。為此陛下自出任前朝首相起，便開始推行新法、整頓體制。稱帝登基後也沒有像古代的開國君主那樣沿用古法。而是在之前的新法的基礎上進一步銳意求新。由此可見，我中華朝既是『初創之朝』，又是『中興之朝』。」
既是初創之朝，又是中興之朝？！陳邦彥這一嶄新的觀點一瞬間就抓住在場所有人的眼球。就連一直在與他抬槓的陳子龍也忍不住靜下心認真傾聽起來。眼見眾人各個都摒氣凝神地關注著自己，陳邦彥當下便用心的解釋道：「因為是『初創之朝』，權貴勛臣羽翼尚未豐滿、根基尚且不深。加之陛下乃是一國之君，集天下大權於一手，所以我朝推行新法所受的阻力遠小於之前史上的歷次變法。同樣，也正是因為有了『中興之朝』求新求變的活力和新法帶來的諸多優勢，我朝才能在短短的五年之內，完成之前朝代十幾年、甚至幾代人才能完成的積累，達到如今這般繁榮的盛世。」
「恩，既然我朝兼有『初創之朝』與『中興之朝』的優點，那也要同面對兩種時期各有的弊端吧？」聽陳邦彥說到這兒，孫露若有所思的插口問道。
「陛下英明。事實確是如此。」陳邦彥見女皇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不禁更為深入的坦言道：「不過，臣等今日來此是向陛下報告公社一事的。在這裡臣僅就事論事地談及其中最為關鍵的糧食問題。說到糧食的徵收儲備，就不得不先提我朝目前的實行的稅制。依臣看來我朝所定稅制，實則脫胎於唐朝兩稅制『定稅計錢，折錢納物』的原則。其大致的做法，就是將朝廷財政以貨幣來預算賦稅總收入，徵收的時候則按需要部分地進行實物『折納』。前朝萬曆年間張居正在此基礎上將過去按地、戶、丁分別徵收實行，徵發徭役的賦役制度改為按土地、人丁徵收貨幣與白銀，故稱『一條鞭法』。而今經過陛下您的改革，我朝進一部簡化了稅收徵收手續，並徹底以貨幣代替以前的實物地租。此舉固然既保證了稅收的穩定，也使農戶不再被束縛在土地上。有利於人口增長、百姓安定、工商業發展。但與唐宋的兩稅制、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一樣我朝的稅制也有一大難以忽視的隱患——妨農利商。」
「妨農利商？」孫露微微皺眉道。雖然扶植工商業是中華帝國的一項重要目標。但深知道「民以食為天」的孫露同樣也從未放棄過對農業的重視。因此中華朝農業稅賦不但遠底於明朝，甚至連相關的徭役也幾乎被免除了。若說這樣的稅制都「妨農」，孫露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別的政策是不妨農的。
然而聽出女皇話語中不悅之音的陳邦彥，並沒有就此打住。卻見他點頭肯定道：「是的，陛下，臣並沒有口誤。遠的不說，就拿與我朝相差不足百年的張居正變法時為例。由於當時的明庭賦稅改收錢銀，農民為了交稅就需要將自家打下的糧食拿到市場上去銷售。如此一來上市的貨物必然會隨之倍增。一時間國庫充裕，市面出現經濟繁榮景象也就不足為奇了。但這種『繁榮』卻是建立在農民血汗之上的。因為朝廷徵收賦稅總是有一定時限和定額，即公有賦役之令。正是迫於此『公有賦役之令』，穀物之上市，總是集中於一時。其時限之迫，上市量之大，必然導致價格之跌落。陛下、諸位大人應該都還記得前明時，市場糧價升得有多貴有多快吧。顯然，糧價的這種上升，決不可能是在農戶完納賦稅的時候，而只可能是在他們完納賦稅之後。換言之，這種較高的糧價，一般總是商人在市場上的賣出價，而決不可能是他們從農民那裡的買入價。」
「陳首相所言甚是。正因為如此當年的禮部尚書徐光啟才會在自己的《屯田疏》中坦言：銀錢愈多，粟帛將愈貴。」一旁的沈廷揚跟著痛心疾首地附和道：「為了交納稅賦農民要賤賣自己的糧食，為了養家餬口他們又要從米商手中以極其高昂的價格買回自己剛賣出的糧食。更有甚者，有些奸商為了哄抬糧價，不惜看著穀子在糧倉里爛掉也不肯拿出來銷售！」
陳邦彥與沈廷揚一番話語讓在場的孫露和陳子龍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沉思。陳、沈二人所描述的情景對於陳子龍來說並不陌生。事實上，已過不惑之年的他與陳邦彥、沈廷揚一樣也是親身經歷了那段混亂時期的。而對孫露來說，對這些情況她雖沒有在場的三人感受深刻。但類似將牛奶傾倒入河的故事她倒也聽過不少。可見這種事情與是什麼制度、什麼國家都沒關係。只要人類還存有逐利之心，就會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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