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1章 聯省自治與統一（2/2）

清政-府的決定，引起地方勢力的嚴重不滿。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公開反對，表示很難辦到，各省督撫也相繼表示不滿，此案只有暫時被擱置起來。清政-府仿行立憲宣稱要解決中央、地方的權限問題，結果卻南轅北轍，很不理想。

真正算作近代中國地方主義起點的，是陳寶箴、黃遵憲等人所主導的「湖南新政」。

湖南新政發生在甲午戰敗後。由於戰敗，中國人就去檢討過去幾十年發展中的問題，朝野內外一個基本共識是，過去對社會管控太多，中國沒有民間社會，沒有「自組織」，沒有新聞媒體，沒有一切現代國家所擁有的社會管理方式。

這一特別機遇被陳寶箴、黃遵憲等人敏銳地抓住了，而他們之所以在湖南進行試驗並能成功，主要還是因為湖南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性——極端激進與極端保守同時並存。

就區位來看，湖南擁有一個特殊的窗口——廣東。湖南人至今外出打工，依然首選廣東。廣東是近代中國與外國人接觸最早、最多的地區。湖南人通過廣東這個窗口，看到了西方文明優長之處，因而有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毛ze東等一大批力主學習西方的湖南人。

另一方面，湖南在中國的位置，當南北要衝，為西南門戶，是各方勢力爭奪的焦點。或許由於這個原因，湖南人排外、反抗的思想格外激烈。當1897年德國出兵占領山東膠州灣、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時，湖南人就在兩年自治的經驗基礎上準備獨立。

這當然不是分裂，而是準備像梁啓超等所期待的那樣，以湖南獨立為中國將來重建統一積蓄力量，保留一個復興基地。

湖南獨立在1897年沒有成為現實，因為清政-府鑑於膠州灣事件的巨大影響，在第二年開始了政治改革，是為戊戌維新。戊戌維新為湖南地方自治增添了動力，湖南省內的南學會，就是一個提倡地方自治的政治團體。

遺憾的是，湖南地方自治並沒有結果。戊戌變法在1898年秋天逆轉，湖南地方自治試驗也就隨著陳寶箴、黃遵憲被解職而煙消雲散。

20世紀20年代初，過去的地方自治先鋒，又成為「聯省自治」運動的領頭羊。湖南不僅在1920年11月由省長譚廷闓、師長趙恆惕發表通電，第一個宣布自治，還在1922年元旦正式公布施行湖南憲法。

在湖南省的啟示下，四川省的劉湘，貴州省的盧燾，廣東省的陳炯明，江西省的陳光遠，浙江省的盧永祥，陝西省的陳樹藩，東北的張作霖，華北的吳佩孚等政治強人，都先後運用各種方式嘗試自治。

不過，我們看到一個相當奇怪的現象，那就是20年代早期的中國，各地的自治運動風起雲湧，而經過幾年的折騰，到頭來卻是中國獲得了新的統一，各省依然處於統一中國的範圍之內，並沒有任何一個省真正從中國分離出去。

這其實是很正常的，因為中國人自古就有一個區域「忠誠分層」的問題，湖南人忠於湖南，但不會忘情中國，真正願意一省獨立永久脫離中國的畢竟是少數。

中國自古以來的自治，都是相對於大中國而言，是統一條件下的治理方式調整，因而自治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是《三國演義》的開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按照上世紀20年代的政治邏輯，各省自治必然漸漸進入數省聯治。

像奉系的崛起就是一個自然的例子，張漢卿的作用其實只是把握了這個走向，讓「聯省自治」的動作更快更穩健而已。

直到以張漢卿為首的人民黨提出了「中國重建統一，重回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三皿煮義成了國家指導思想，地方自治、地方主義也就重新納入張漢卿的思想框架中。在這個框架中，中國仍要實行地方自治，只是中央層面之外，直接進入縣域，不再讓各省成為一個自治體。

這顯然是避免各省坐大，地方自治演變成地方割據。對張漢卿來說，在占據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絕不允許一個表面的統一，所有地方原先的軍事實力派，絕對不允許其握著地方大權。只是他們不再公然宣稱要實行聯邦制，而是在民族主義的框架下小心翼翼地發展著地方的勢力。

只是奉系是一個已經控制了17個省的「聯省自治政-府」，已經相當於多半個中國，還需要再「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