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1章（1/2）

吳川雖然對於中俄黨員都做了批評，但是大家還是能夠聽得出來，吳川主要強調的還是俄國黨員中不自覺的沙文主義。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等俄國黨員雖然對此表示接受，但兩人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方式還是有著不同意見的。

捷爾任斯基認為應該按照黨的中央會議的決議下發給各級黨組織進行思想教育，斯維爾德洛夫則認為應當先行請示列寧同志，然後遵照列寧同志的意見和黨的決議一起傳達給各級組織。畢竟他們現在除了共和黨內的黨員外，還掌握著遠東地區布爾什維克的各級組織。

在布爾什維克們幫助吳川建立共和黨的同時，遠東的各布爾什維克小組也在重整進化著。1912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布拉格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關於取消主義和取消派集團》、《關於國外的黨組織》等決議，決定把孟什維克、取消派開除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從而結束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一個黨內的形式上的統一局面，確立了布爾什維克在黨內的領導權力，於是黨的名字也就變成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

只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在國內的組織形式還沒出現質的變化，這依然是一個以各地宣傳小組為核心的不夠成熟的工人政黨。但是遠東的布爾什維克們卻依託著哈爾濱為中心，並在共和黨的物質力量的支持下，卻已經迅速蛻變為了一隻組織嚴密的工人政黨。

不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遠東支部同樣面臨的和吳川一樣的麻煩，黨內的民族矛盾，和共和黨之間的關係處理。就像現在，對於共和黨內的俄國黨員頒發一份黨中央的決議，並不會有人敢於站出來反對。但是那些在共和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們是不可能服從共和黨的決議的，如果只是對共和黨內的俄國黨員進行教育，那麼只能造成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遠東支部和中國共和黨之間的裂痕。

所以斯維爾德洛夫認為，如果要對黨內的俄國黨員進行教育，那麼至少應當把這個情況匯報給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由列寧領導的中央委員會給出一個決議，那麼布爾什維克黨員們至少在思想上就不會出現混亂了。

斯維爾德洛夫並沒有在會上提出這個意見，而是在會後同吳川進行了交流，吳川並沒有反對斯維爾德洛夫的主張。不過他同時也向斯維爾德洛夫表示，希望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能夠慎重的考慮這個問題，這將關係到中俄兩黨在奪取了本國政權之後的相處關係。

斯維爾德洛夫雖然覺得吳川想的有些遠，今日的沙皇政權依然還很強大，而在俄國國內最受民眾歡迎的還是資產階級主導的自由主義運動。就好比現在，隨著斯托雷平的去世，沙皇在政治上的倒退行為激發了全俄各階層的憤怒，國內的政治運動在沙皇軍警的鎮壓下不僅沒有消亡，反而愈演愈烈了起來。

俄國的資產階級經過了1912年一整年的觀察，發覺現在的沙皇政府除了鼓吹泛斯拉夫主義，煽動對外戰爭外，對於如何解決國內問題幾乎提不出任何方案來。斯托雷平的改革方案因為觸動了大貴族們的利益，幾乎在其遇刺之後立即就被停止了。

現在的沙皇政府既然不能如斯托雷平那樣為俄國的未來找一條出路，只是一味的強硬鎮壓那些反政府分子，自然就把俄國的社會各階層都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去。只是遺憾的是，俄國人心目中的領袖都是那些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領袖，而不是代表工人階級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甚至連社會革命黨的聲譽也要比分裂後的社會民主工黨（布）要更得到民眾的關注。

在這樣的局勢下，就連列寧同志都認為，社會民主工黨（布）光是恢復到1905年的力量，都需要一段極漫長的時間。社會民主工黨（布）遠東支部雖然發展迅速，但是遠東的變化並不能改變俄國國內革命勢力和反革命勢力的力量對比，因為俄國的工人階級都集中於歐俄部分。

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遠東支部現在也是類似於一個社會民主工黨（布）的海外小組，為社會民主工黨（布）提供一個穩定的資金來源和國內黨員的培訓、教育基地。中國共和黨要是努力一把，也許十幾年內就能掌握住全國的政權，但是社會民主工黨（布）的目標卻是在十幾年內完全奪取對於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力，消滅取消派和孟什維克在工人階級中的影響力。

推翻沙皇政府建立一個由社會民主工黨（布）領導的工人階級政權，對於此時的社會民主工黨（布）來說，還是太過久遠的一個目標。不過斯維爾德洛夫還是認真的聽取了吳川的意見，表示自己會一字不漏的向列寧同志轉達。

當會議結束之後，宋雲桐和朱和中也相繼來到了吳川的辦公室，他們一是來向吳川匯報工作，一是把吳川出國之前交給他們的財政和軍事指揮權力交還給吳川。

宋雲桐在財政上的工作並沒有多少意外的，大多都按照著此前各委員會擬定的計劃進行著，吳川也只是象徵性的聽了聽，便表示道：「雲桐同志在財政上面還是乾的不錯的，我此次回來覺得手中的事務千頭萬緒，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但權力卻過多的集中在了我的手中，對於處於建設期的革命委員會來說是不利的。

因此我打算對黨內的分工重新進行調整，首先就是財政上的事務，我希望雲桐同志你能夠繼續接手，至於你所負責的宣傳工作，我認為不如交給徐景魁同志負責，你個人有沒有問題？」

對於宋雲桐來說，這個選擇並不壞，事實上對於黨的宣傳工作他始終抓不到吳川的重心，比如在批判孔教思想的問題上，他一度和自己的副手徐景魁發生了衝突，認為孔子思想並非一無是處，還是存在一些導人向善的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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