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9章（2/2）

而吳川也並沒有就此罷手，在退出新幣制的同時，他還向中央委員全體大會提出了兩項關於稅收方面的改革，土地附加稅和個人所得稅。吳川向各位委員解釋道：「發展生產力為主要目的的建設期固然是我們當前最重要的任務。

但是我們也應當注意到，因為社會資源並不是平均分配給每個人的，所以生產力的極速發展將會導致社會財富向少數人手中聚集。美國、日本的經濟高速成長，最終不過是塑造了幾十或幾百人左右的財富寡頭。

美國人可以靠著掠奪印第安人的土地、墨西哥的土地來維持社會的繼續前進。日本可以靠吞併朝鮮、搶奪南滿土地來維持社會的發展。但是我們是不可能學習他們的做法的，因為中國還很弱小，搞不起向外掠奪的戰爭，而革命委員會更是弱小中國的一隻地方力量，就更沒有這個能力四處去侵略了。

所以我們想要學習帝國主義的方式來發展經濟，那麼我們就只有壓迫本國的民眾，而人民也必將拋棄我們，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革命委員會的毀滅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情。

因此，革命委員會想要存在下去，不至於因為生產力發展造成的貧富差距失衡而毀滅自己，那麼我們就必須對財富有所限制。我們必須抑制過高收入的人群，我們必須限制大土地地主的出現，因此我們應當趁著他們力量還不大的時候推出法律加以限制…」

吳川提出的建議，基本核心就是劫富濟貧。土地附加稅是為了阻止6000畝以上地主的出現，所以制定的附加稅目標就是，6000畝以上的土地將不能讓地主獲得任何收益。對於那些租用土地的大農場來說，則不受限制。

而個人所得稅從年薪600元以上起征，從1%到36%，分為六個檔次，6000元以上統一徵收最高稅額。而當前軍隊最高工資是年薪2760元，政府這邊最高的約為3000元一年，工人法定最低工資8元每月，革命以來工人的平均月薪約為15.08元。

可以說，年收入6000元以上也好，擁有6000畝土地以上的地主也好，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和自己無關的另一個世界了。而在經過了歷次肅反整理之後，革命委員會的中央委員中已經沒有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代表，可即便如此這兩個稅法的討論也經過了激烈的爭辯，最終以吳川做出妥協，對軍隊和政府雇員的法定收入進行豁免，方才勉強獲得了大多數人的支持。6

這一系列金融稅收法令的推出，其實受到最大打擊的還是那些一開始投資在革命委員會這邊的商人和地主。他們先是通過戰爭前的糧食投資生意賺到了一大筆，接著又借戰爭製造出的需求訂單賺了一筆，雖然購買了一些公債，但很快又從戰後的沒收土地競拍中獲得了超額收益。

陡然之間，這些隨著革命而資產增值十數倍或上百倍的暴發戶們，便開始忘乎所以了起來，許多人很快就暴露出了鄉下土財主或投機客的本性。他們仗著革命委員會給予的優待，一邊在鐵路沿線或待建的鐵路線附近大批囤積土地，強行購買反動分子的地產；一邊則試圖染指革命委員會正在組建的供銷-物流體系、擴張銀行業中的私人資本。

不管是軍隊、革命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和東北普通民眾，都對這些暴發戶們生起了厭惡感。軍隊認為鮮血都是自己流的，可革命帶來的好處到被這樣一群商人、地主給得了去。

革命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則是天然的對商人的不信任，商人的存在雖然活躍了地方經濟，但是他們追逐利益的囤積居奇等舉動，卻是擾亂社會秩序的最大因素。簡單的說，為了賺錢這些商人老是想著找政策上的漏洞，給政府找麻煩。

至於東北的普通民眾，一方面是有些人是看不慣這些暴發戶趁著革命發財；另一方面則是原有的社會秩序被打亂重建後，必然會有許多人跌落自己的階層，從而懷念過去痛恨革命。只是革命委員會現在勢力頗大，他們不敢直接向革命委員會發難，自然就先對著這些趁火打劫的暴發戶們進行批判了。

而對於吳川來說，這樣的社會輿論氛圍正是他所需要的。想要建立起東北的工業化體系，對於商業資本的約束和對大土地所有者的打擊顯然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建立起一個穩定的社會供應體系和穩定的糧食來源，銀行家們對於日本的金融攻擊，未必不能用在東北三省。

日本的經濟之所以會這麼脆弱，除了債務太高，出口受制於人之外，日本現在的大地主和大糧食商控制著糧價也是一個重要問題。這邊才吹起號角，日本的糧價就開始暴漲了，日本政府能夠穩定的住民眾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