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2/2）

吳川翻到了譯者的名字，發現了用中文書寫的辜鴻銘三字，這個清末真正的國學大師之名他還是聽說過的，於是對於這一譯本他完全沒有異議。

接下來的兩本都是俄譯本，一本發行的較早，是瓦.巴.瓦西里耶夫翻譯的版本。而另一本就比較新了，是今年發售的聖彼得堡大學教授巴.斯.波波夫翻譯的版本。

瓦.巴.瓦西里耶夫翻譯的版本比較簡潔，但是和19世紀之前的歐洲漢學家翻譯中文典籍犯了一個毛病，不僅喜歡用基督教的理念去解釋中國古代學者的思想，還常常自作主張的刪除了許多有礙基督教理念的章節語句，這一版本就顯得有些混亂而缺乏邏輯了。

至於巴.斯.波波夫教授翻譯的版本，是三種譯本中最為完整的。難得可貴的是，為了讓讀者了解原作的語言之美，這一版本盡力保持了原作的用詞搭配和修辭手法，以使譯本儘量達到語句對仗工整和富有節奏感。

從伯爵大女兒以俄、英兩種語言的重複朗誦中，吳川能夠聽出這位教授的確下了相當的功夫去翻譯。而且這位教授應該在中國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否則他就不能把這麼多注釋和背景材料正確的加入到譯本內，使得初學者更容易去理解《論語》一書到底說了什麼典故。

不過也正因為巴.斯.波波夫過於藉助了中國學者對於《論語》的解讀，使得這一版本變得拖沓冗長，且失去了《論語》本身所蘊含的思想哲理。老實講，把它當成一種東方文化的通俗讀物，也許更為適合一些。

吳川一邊聽著麗莎讀著三個版本中的語句，一邊從記憶中翻找出原文，再用中、英文複述出來。這其實是一個相當繁瑣而枯躁的工作，除了伯爵和伯爵的大女兒外，佩奇和謝爾蓋上尉都差不多聽的昏昏欲睡了。

「…不，這三句話中的道不能翻譯成三個不同的名詞，雖然在俄語的語境內也許很適合，但這就失去了道所存在的本義。這樣的翻譯等於是波波夫教授自己提出了一個主張，和孔子所追求的道，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東西…」

托爾斯泰伯爵對於吳川的說法很感興趣，他不由追問道：「那麼孔子所說的道究竟是什麼呢？為什麼你會認為，《論語》中最重要的不是什麼人道主義、人文主義和愛，反而是這個道呢？」

吳川：「…」他感覺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大學畢業時的答辯時間。更糟糕的是，他還需要把中文翻譯成英文來答辯，這簡直就是考驗他的英文詞彙量啊。雖然這些日子裡他通過背誦英俄字典豐富了不少英文詞彙，但是想要把《論語》中的道這個詞完整的用英語表達出來，還是有些為難他了。

思考了許久之後，吳川用拇指按著自己的太陽穴，絞盡腦汁的向伯爵解釋道：「在說道字究竟是什麼意思之前，我希望能夠向您解釋一下，孔子所處的時代。」

伯爵雖然不明白吳川為什麼要扯這麼遠，但是作為這兩年來他所遇到的，第一個對這些中國文化有了解的中國人，他還是很樂意花費上一些時間，聽聽對方對本國文化的看法的。他還讓管家謝苗推掉了後面的幾個會面。

吳川對此倒也沒有多想，他全神貫注在了自己的記憶中，然後將過去學到的知識重新組織後，向伯爵說道：「孔子比耶穌早出生了500年，在他那個時代，人們還沒有發明出紙張，能夠用以書寫的載體只有銅器、絲帛和竹木製成的書簡。

當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書寫載體還是竹簡、木簡，這種載體雖然便宜且容易保存，但是它有個最大的缺陷就是笨重。一篇數百字的文章，往往就要用上數十斤重的竹簡、木簡。

所以在那個時代，學者想要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力求語言上的簡潔，務必能夠用一行字去闡述數百字的思想…」

謝爾蓋上尉終於有些不耐煩的插嘴道：「這同你說的《論語》中的文字又有什麼關係？」

伯爵頓時有些不滿的瞪了上尉一眼，謝爾蓋上尉也只能不甘心的閉上了嘴，吳川這才繼續說道：「所以，我國將這個時代的學者著作都視為：微言大義。並不會簡單的把其中一句話或一個字看成其表面的意思，而是試圖去發掘出這些學者刻下這句話時究竟想說的是什麼。

就像《論語》中的仁字不能簡單的化為人道主義者、人文主義和愛。這三句話中的道字，也不能將之簡單拆開為三個不同意思的單詞。

在我個人看來，孔子在《論語》中反覆闡述了什麼是仁，但是想要去追求並接近仁的境界，則需要先知道什麼是道，然後按照道的運行規律去約束自己。所以，仁是孔子一聲所追求的目標，而道則是孔子希望能夠觀察了解的通往仁的客觀規律。

就像西方用自然科學規律去研究這個世界的真實一樣，孔子希望找到由人組成的社會運行規律-道，從而使人的社會按照道的規律去運行從而達到仁的境界。所以道不僅包括了宇宙萬物的起源、事物的規律，也包括了人生的準則和我們日常處事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