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8章（2/2）

負責黨的宣傳工作的委員宋雲桐聽了不由鬆了口氣，作為一名老同盟會會員，雖然在共和黨組建後他第一時間選擇了加入，不過本質上他和那些同盟會激進派分子不同，他加入共和黨不是因為黨的主張更具有革命性，而是他想要緊跟住吳川的步伐。

就像同盟會對外看似是一個統一組織，但是內部卻有華興會、興中會、光復會三大派別，會員們或跟隨黃興、宋教仁，或跟隨孫中山，或跟隨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互相之間可謂是涇渭分明。而因為這三大派別之間的爭執，最終光復會宣布脫離同盟會，而宋教仁組建同盟會中部總會以抗衡東京總會，並無什麼會員出來反對。

而一開始東三省同盟會會員也是涇渭分明的，黑龍江、吉林和奉天三省同盟會支部幾乎是各顧各進行省內的革命宣傳，但是隨著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吳川以龐大的資源和正確的革命組織獲得了革命的領導權之後，三省同盟會支部就開始分崩瓦解，紛紛服從於革命委員會這一革命最高領導機構的命令了。

到了這個時候，吳川已經取代了東三省原有的同盟會領導人物，成為了革命的唯一領袖。於是當吳川開始組建共和黨，拆分革命委員會中的同盟會組織時，除了一部分孫中山和宋教仁的信徒外，其他人都選擇了退出同盟會加入共和黨。

如梁廷棟等人是真的信仰了共和黨的主張才選擇的加入，至於更多的像宋雲桐這樣的人物，他們只是相信只有吳川才能帶領革命取得勝利，這才加入了對方組織的共和黨。

並不是說宋雲桐這些人不革命，只是他們的革命意志並不如梁廷棟等人那麼的堅定。因此對於和明顯力量超出自己的日本開戰，宋雲桐是極力反對的，不過他和那些守舊的立憲派士紳不同，他只是在黨內會議上保留意見，並沒有在實際中和黨、革命委員會的決議對著幹，因此他並沒有受到肅反運動的牽連，不過這也令他謹言慎行了許多。

不過當吳川開始為這場戰爭剎車時，他終於不加掩飾的說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支持吳川同志的意見，對日作戰的確不應當繼續下去了。這場戰爭已經消耗了我們太多的資源，也令革命委員會損失了大量的忠誠的革命志士。

在當前的中國，反革命的力量遠比我們大的多。就好比在南方，武漢軍政府失去了漢口和漢陽，雖然江浙聯軍攻下了南京，但是革命內部又出現了問題，因為江蘇都督一職的爭奪，上海都督府謀殺了革命同志陶駿保。

而外國列強並不樂見於中國出現一個革命政府，因此他們積極的向南北施壓，試圖讓雙方媾和。在這樣的環境下，革命的氛圍正逐漸散去，而謀求和清政府妥協的輿論正甚囂塵上。

因此如果我們不能儘快把革命委員會統治下的民眾轉化為我們的支持者，那麼反革命的力量就有可能反撲。所以我認為，當前不應當再擴大軍隊的編制，而應當把資源向地方上傾斜，以促使我們的力量向地方上擴張。特別是那些年輕的知識分子應當多多分配到黨組織和地方革命委員會當中去，加強我們對於地方上的掌握…」

不過宋雲桐的主張立刻遭到了捷爾任斯基和吳泰兩位委員的反對，兩人認為當前的局勢下對日作戰雖然緩和了下來，但是革命委員會外部的環境卻更為危險了，如果黨對於軍隊的領導有所放鬆的話，只會給黨的敵人以可乘之機，政府工作依然應當在軍隊工作之後的序列。

在吳川和斯維爾德洛夫兩人的折衝下，最終各位委員還是達成了妥協：在不擴大軍隊編制的條件下，實施增強軍隊組織力和戰鬥力的工作。對於軍隊輸送幹部的數量並不減少，但也要開啟一部分軍隊幹部復原專業到地方的工作，以加強黨對於地方政府的領導力。

解決了黨在下一階段的工作重心問題之後，吳川這才稍稍放鬆了一些，對著各位委員問道：「那麼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討論一下，關於耿謹文、姜文卿幾位同志送回的消息。

第一就是對於南北議和這一問題，革命委員會該持何種態度？第二就是耿謹文等同志提出的，把聯省代表會議提升為聯省人民代表會議，以整合南方革命各派之力量，從而牽制同盟會獨走的意見，我們該做什麼樣的回覆？

第三就是隨著孫中山的回國，同盟會內部孫、黃、宋有合流之趨勢。照我看，這三方合流之後，必然會推舉孫中山出任將要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統領一職。而南方革命各派幾乎沒有人能同孫競爭，那麼也就意味著同盟會將會主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內政外交。那麼我們革命委員會到時應當如何對待臨時政府？」

吳川提出的這三個問題，讓各位委員都陷入了沉思，不過俄國黨員在斯維爾德洛夫的示意下，都保持了沉默。斯維爾德洛夫很清楚，中俄布爾什維克之間的合作還是有底線的，對於這種幾乎是中國內政的問題，俄國黨員並不適合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