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土改準備(下)（1/2）

「自然環境不優越、經濟不發達造就了這裡分化不明顯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地權的分散、公田的發達、工商業的落後及相對閉塞的環境，都顯示邊界與外部社會的距離。然而，不應忽視的是，這種可以被視作貧窮的生活在當地人眼裡，其實很可能會別有一番景象。」

這是程剛在結合後世的資料和前段時間的調查，給學員們講解農民問題。按照後世普遍的理解，農民沉重的負擔一直被認為是導致農民革命的一個重要動因，但現實的情況往往比我們所了解的大概脈絡要複雜得多。

首先必須得清楚，因為內外環境惡化導致的財政經濟壓力，以及民國初期的政治混亂，國家及各級政權對農村的財政索取明顯加大，金陵政府成立之後，在正稅基本保持穩定同時，各種附加稅和攤派又有增加。在考慮到中央權威軟弱，軍閥橫行的時代，地方軍閥、貪官的勒索遠遠超過捐稅負擔，所以，邊界的農民與其他地區一樣，都承受著沉重的生活壓力。

「每田一畝，收谷一擔半至兩擔之譜，以刻下谷價計，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價。耕種工價約一元二三角，收穫工價為七角至一元，種子約二三角，肥料約五角上下，田賦及捐稅約三角至五角，耕牛工資約二角至三角。除去上項開支外，所得無幾」——這份記載就是當時農民的普遍寫照，由此可見，應對基本的生活需求仍然是農民需要付出重大努力的難題。

但是，在了解這點的同時，又需要認識到，部分邊遠地區的農民（比如邊界地區，凝崗、遂川等周邊六縣），其具體生活狀況還有另一種呈現的可能。山高谷深使這裡的宗族制度得到充分的發育，同時也形成相對閉塞的環境，也就是一些方志史料中記載的「力耕務本」、「民風淳樸」之類的描述。

綜合考慮這些情況就能發現，愈是靠近城市相對發達的地區，農民的生活愈加窘迫，匪患及穀賤傷農固為原因之一，而負擔過重亦為最大原因。相反，那些地勢偏僻的山區，因為大地主和赤貧佃農的比例較低，大半農民都是自耕農或半自耕農，也沒有高利貸、稅收攤派等的過度盤剝，反倒是家給人足，衣食無憂。

這輪調查總結出的內容也印證了這個結論——「凝崗出米，每收穫一年可夠兩年之吃，以是農民都家給人足，有性頗懶……農民在紅軍未來之前，除水、林、閘、聯之大部外，頗覺安居樂業，有天下太平的氣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來的神氣。」

而在宗族方面，以宗族為核心的鄉紳運轉的社會體系在這裡表現得相當穩固。處在這種貧瘠的封閉社會，在地主和普通農民的博弈中，地主作為豪強的一方固有其恃強凌弱的資本，但普通農民人多勢眾，地主也不能不有所顧忌。更多的時候是雙方在宗族的旗幟下，自覺不自覺地通過溫情脈脈的宗族關係調和利益維持秩序。同時又因為鄉紳的權力沒有直接的制約因素，其良善與否相當程度上依靠其本身的道德精神力量，常常表現出兩極化的情形。

所以這是在一種低水平的生存狀態下的相對穩定，作為南方地區，水熱不缺，當未遭遇大的自然或人為災害時，只要糧食生產不受影響，這些地區的農民維持基本生存並不困難。如此自給自足的經濟、發育較好的宗族、不甚劇烈的階級分化，使得邊界的社會環境相比於後世已經形成的習有認識，似乎具有相當的特殊性。

「同時我們又要意識到，在這種溫情脈脈的面紗之下所隱藏的殘酷的現實，那麼在邊界這種小國寡民的格局之下，又存在什麼樣的問題呢，最大的就是土客籍矛盾。」

當程剛說到這裡時，原本還在聚精會神地聽講的學員們突然地騷動起來，整個教室里六十來人，很明顯地劃分出了派別，講台右邊的土籍，主要以地方幹部為主，左邊是客籍，大多來自部隊，中間則是外地上山的同志。

「我知道你們中有這樣一個說法，『客籍的槍，土籍的黨』，我們先不談這個說法有沒有問題，但這至少說明了一點，在根據地的內部存在極其嚴重的分裂現象，這種現象很可能會嚴重影響我們後續的工作。

去年底我們在凝崗打土豪，打了土籍土豪6人，客籍2人，結果土籍群眾認為土籍人吃了虧，很是不滿。年初我們成立凝崗的工農兵政府，推選了在新城戰鬥中抓住敵反動縣長的文同志當政府主席，結果呢，這個月就有人提出主席位置要「輪流做莊」，要求每三個月在土、客之間輪轉一次。哪怕是在高層幹部里，這種一爭高下互相看不過眼的情況也時有發生，甚至還發生過當眾拔槍拍桌子的情況。

我在這裡不是想跟大家發牢騷，我是告訴大家這種土客矛盾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是需要我們解決的。如果我們沒有認識清楚這一點，沒有努力解決這個矛盾，那麼必然會導致更大的問題，甚至會引發我們革命工作的分崩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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