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夜談前途（三）（1/2）

林時爽這句「造不如買，買不如借」，立刻就讓林淮唐心裡猛地打了一個激靈。林淮唐倒也知道當年那一位劉副主席同志所說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其實是有特定的歷史背景。

建國初期中國的對外進出口貿易，海外航運的運輸能力還非常有限，所以當時為了立刻解決短期內的進出口航運運力問題，在造船工業發展成功以前，先買船組織運輸隊或是乾脆租用外國的運輸船隊，確實是有些現實意義的。

只是這句話聽在林淮唐的耳朵裡面，難免使他產生一些不好的聯想。林淮唐直勾勾地盯著林時爽好幾分鐘，最好才終於悠悠道：

「你說得也對，現在的中國連一些成規模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都還沒有發展起來，你說得或許也對。」

林時爽好像聽出林淮唐的難言之意，正想再說點什麼話的時候，工會空地邊上的側門便讓人推開，原來中華民國工黨的副黨魁徐啟文，懷抱一摞厚厚的公文走了過來。

「徐秘書長。」林淮唐主動站起身來，延邀徐啟文坐到這邊座位上，「徐秘書長這麼晚過來，是什麼公務？」

徐企文原來出生於上海一個小職員家庭，先後肆業於中等工業學校及德文醫學堂，因學習成繢優良，有「中外文學俱優」之稱，武昌起義爆發之前，他一直在瀹智小學任教習。

武昌起義後，徐企文參加了上海地區的反清鬥爭，發起組織從軍十字會，並出任董事，上海的光復，徐企文同樣出力不少。此後，他先參加成立了以李平書、伍廷芳為正副會長的中華共和憲政會，並出任宣講部部長，但很快就因為在保護勞工方面的理念與上海商會的會長李平書不和而離開了中華共和憲政會。繼而徐企文便加入了江亢虎成立的早期社會黨。

但早期社會黨雖然也有如陳翼龍這樣才華橫溢的工運活動家，黨組織整體上卻為江亢虎等一班與北洋關係很深的小官僚控制，徐企文在早期社會黨里沒有待多長時間，便受到曾任東方匯理銀行總辦、時任上海求新機器製造廠廠主的朱志堯邀請，共同發起組織中華民國工黨，並被推為臨時幹事員，在小西門內中華共和憲政會會堂設立事務所，負責籌備事宜。

工黨第一次修正草章規定，該黨總部設總領袖一人，副總領袖二人，並設庶務、經濟、文牘、調查、交通、宣講、研究、編譯等部。各部設主任一人，研究部可設主任若千人。當時工黨以朱志堯為正長，徐企文及原工業建設會成員鍾衡臧為副長，原中華共和憲政會成員朱繩先為庶務長，莊允升為經濟長，嚴月波為文牘長，原中華共和憲政會成員沈鍊石為交通長，洪承祁為調查長，劉滋生為宣講長，原工業建設會成員陳警庸及錢錦華、范幼蘭為研究長——這一批人可算是上海工運活動家的鼻祖級人物。

徐企文名為副長，但負責實際工作，後來工黨又應勞動界多數發起人的要求，推舉了鐵業、機器業、紗業、電業、外國木器業、眼鏡業、紅木業、雕花業、漆業、絲業、銀行業、帽業、織業、壽器業、刻字業、印字業、江幫縫衣業、制煙業的工運領袖，另以那時上海灘比較有名的律師劉血痕為法律主任。

工黨組織機構粗具規模，只是很快該黨領導層便因意見相左而產生裂痕，朱志堯於《民立報》發表聲明，批評徐企文「辦法失當，嘖有煩言；支部作事乖方，頻來詰責」，指責徐企文在工黨活動中聯絡無賴工人，行為過激等等。

徐企文亦刊登啟事，反唇相譏，指責朱志堯的聲明意存破壞，雙方互不相容，關係比較緊張。

林淮唐也還記得朱志堯在馬日事變中，站到了猛烈攻擊社會黨黨人的反動陣營一邊，徐企文則堅持了保護勞工的立場。馬日事變善後結束以後，朱志堯只得被迫離開上海，其部分產業不僅被社會黨和上海臨時市民政府予以沒收，而且工黨的主導權也完全落到了徐企文一派手中，最後工黨更是以整體合併入了新的中國社會黨之內。

工黨早期的領導成員，成分極其複雜，中華民國工黨的領導成員，成分極其複雜，主要為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本家、工頭及開明士紳等。當時上海各行業的勞工領袖，大多亦系有產階級或幫派首領，其一般黨員，亦非以工人為主體。

朱志堯掌權的時代，工黨曾經公開宣布，工黨「萬不可摒逐資本家於局外」，更不是「專為反抗資本家而設也」，本黨「系工界之政黨」，而非「工人之政黨」。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朱志堯一次即介紹北市各廠二百多位有產階級的「工頭領袖」入黨。

但它畢竟取名為工黨，故亦有不少工人尤其是手工業工人參加。他們入黨時，一律發給黨證和黨徽，還是為林淮唐等人後來到上海以後組織總工會的活動，提供了很大便利和相當的基礎。

說到底，朱志堯時代工黨的宗旨是：促進工業發達；開通工人知識；消改工人困難；提倡工人尚武；主持工界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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