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動盪的昭和時代（2）（1/2）

岳父大人是中學校長，在當地也算大知識分子，他沒有驚恐不安，而是心平氣和地對我說：「光秀，我理解你的感受，也同情這些貧苦人民，但你有沒有想過，你解決問題的出路是什麼？沒收資本家和地主的財產再分配真的可以人人平等了麼？」

我當時就疑惑地反問：「為什麼不呢？」

岳父搖頭：「人與人天生是有差異的，你看，你出生這麼苦，但因為你肯拼搏、肯用功讀書，現在成了帝國軍官還從陸大畢業，你的前程一片美好，等你退休時大概能當上將軍，最不濟也是大佐，好了，和你一樣貧苦的神奈川老百姓有多少？有幾個能有這樣的機遇？」

我搖搖頭，我忽然想起我童年時那些小夥伴似乎一個也沒有達成這個目的。

「現在你也是父親了，有孩子，將來你也會培養他，那他就有一個很高的起點，最起碼比你的起點高得多，他說不定將來可以娶一個名門閨秀……然後就世世代代算是上流了，可如果有人這時候要和你均貧富、同起點，你能答應麼？如果你能答應，那你現在這麼辛苦付出積累幹什麼呢？反正積累到最後也是和懶惰的人一起均貧富，為什麼要奮鬥呢？」

我忽然就有茅塞頓開的感覺：我辛辛苦苦奮鬥打下來的基業為什麼要和別人平等？如果我不願意平等，那為什麼要強迫資本家和地主把他們的產業奉獻出來供大家平等？

我爭辯說：「可很多資本家和地主的產業是巧取豪奪而來，不是靠他們奮鬥的本事，這不公平。」

岳父點頭：「我相信你說的人一定存在，可能還不少，問題是你怎麼界定好的資本家、好的地主和壞的資本家、壞的地主？你有評價標準麼？如果誰掌握了這套標準，誰有把人定義為好壞的權力，你敢說他不會成為新的權貴？到時候你怎麼均他的貧富？」

我忽然有些明白了，當即就有心灰意冷的感覺——所以我說我是半個布爾什維克信徒，我認為要來一次均等、來一次公平是對的，但我實在想不出好的辦法，我的智力水平和眼界只能支持到這裡。

你們肯定也知道後來堀長官橫掃四大財閥、對官兵授田的經過，我就認為他做到了我想做而想不通怎麼做的事：他不是簡單地沒收資本家和地主的產業，他是只針對最大、最富有、罪行最多的四大財閥，分配也不是人人均分，而是給為帝國立下汗馬功勞的將士分配——給奮鬥的有功之人分配。

所以有人說堀長官推動的昭和維新是「沒有布爾什維克的布爾什維克改革」，我對此深表贊同。現在維新改革已持續30年，堀長官本人也去世十多年了（譯者註：此話說於1976年），日本雖然各方面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新的矛盾層出不窮，階級對立、貧富分化依然存在，甚至還有了新名詞——軍功特權，嗯，我大小也算一個——或者說全日本最後一個吧，因為我的軍功授田直到16年前才基本確定下來。

現在有人嚷嚷著要推動平成維新，說實話我不贊同，不是不贊同他們的出發點和動機，而是我認為他們不配——他們有什麼資格說這種話？他們有堀長官、東久邇宮稔彥王殿下、石原元帥這類昭和巨子的能力、魄力和威望？反正我是看不出來！（編者註：小林將軍在採訪時反覆強調，照實寫，不要改，不要怕得罪人！）

當然，我萬萬也沒有想到，正因為我早年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比較熟悉，還有一點同情態度，甚至還和日本共產黨的幾個要員見過面、說過話，使得我身上有一種特質，這也是我後來被選中去中國潛伏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不過當時只有30多歲的我是完全不能預見後來的。

除了布爾什維克主義，我在近衛師團服役的時候還接觸到了其他思想，比如北一輝、大川周明組織的國家主義運動，又比如一夕會、二葉會、櫻會等，櫻會是當時參謀本部俄羅斯班班長橋本欣五郎中佐為主在昭和5年（1930年）發起成立的，成員是參謀本部和陸軍省的青年將校。一般來說，他們眼界很高，不屑於發展普通部隊中的軍官，但因為我在西伯利亞和橋本中佐有過數面之緣，他對我有一點印象，便來拉我參加。

我勉為其難地去參加過幾次聚會，說句實話，我和那批眼高於頂的昭和參謀實在不是一個路子，他們都能侃侃而談國家大事，恨不得改天換地，我就像個土包子一樣坐在旁邊傻乎乎地聽，偶爾還從底層人民的角度辯解幾句，反對他們的想法，他們便認為我朽木不可雕也，是愚昧落後分子的代表。努力了幾次發現教育改造不過來，便把我放棄了。

後來我又去旁聽過幾次一夕會外圍積極分子的聚會，內容有很多不同——從那個時候起，統制派和皇道派就區分開來了，一夕會算是統制派，櫻會算是皇道派，不過一夕會的組織更嚴密、人員更多、層級也更高。

我其實什麼派都算不了，因為我那時候只是個大尉，層次太低，至少要少佐才能表態。不過我和一夕會走的更近一點，因為提攜我的兩位長官——中村將軍、下橋將軍都是一夕會成員，而且我還是下橋家的女婿，所以打著半個一夕會的標籤。在這裡我第一次看到了岡村元帥（那時候他是大佐），雖然他的軍銜比兩位老長官低，卻是一夕會的核心成員，地位還超過兩位老長官。

本章未完，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