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李二郎（1/2）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是《左傳》里的話，見於成公十三年，出自劉康公的一段說辭。

事情的起因是晉侯要攻打秦國，派特使郤錡向魯成公借兵，但這位郤錡在行事的過程中，不夠恭敬有禮，因此遭到孟獻子的非議。

孟獻子是魯成公的高級副手，遇有朝拜周王等重要事宜，每與之同行。

孟獻子批評郤錡說：「禮，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這話等於說郤氏的失禮不敬有負君命，無異於自己找死。

因為在孟氏看來，禮的重要相當於人的軀幹，而敬則是人的立身之地，失禮不敬將導致無以立足。

何況這位特使郤錡是晉景公的上卿之子，現在又作景公的兒子晉厲公的上卿，是為「嗣卿」，地位不可謂不顯要，越是地位顯要的官員如果行事不敬，後果越發嚴重。

而當同年三月，魯成公與晉侯朝拜周簡王，會同劉康公、成肅公準備一起伐秦的時候，成肅公在社廟接受祭品，也發生了失禮不敬的行為，這引起了劉康公的強烈不滿，大發議論說：「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這段議論的名句便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祀」即祭祀活動，在這個時代是為祭禮，儀式莊嚴而隆重。

「戎」則是軍事行動，對一國而言，是不得已而採取的戰略舉措。

兩者同為「國之大事」，因此一旦涉此二事，必須嚴謹如儀，慎之又慎。

具體說，起碼要守住「敬」這個禮儀環節，因此劉康公對成肅公的批評，以及前面提到的孟獻子對郤錡的指斥，都是把「敬」提到「禮」與「不禮」的原則高度。

出征時，「受脤」是「神之大節」，不敬的行為既不符合戎典，又有悖於祭禮，「祀與戎」兩件大事，都因這位成肅公的不敬而遭到了破壞。

事實上，《左傳》里有不少戰例，都是因為國與國之間的失禮不敬，而構成兵戎相見的導火索。

例如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同年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宣公十二年，潘黨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定公六年，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

由此可見作為「國之大事」的「祀與戎」，不僅「祀」的時候直接與敬相關，「戎」也常常關乎是否有敬存焉。

國與國之間交往中的失敬，極易導致交惡，甚至走到極端，猶不思轉圜，忍無可忍，便只好兵戎相見，是為大不敬也。《禮記·曲禮》云：「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則「敬」為「安定辭」，小則可令一個人身心安適，中則可使家庭和睦，大則可以安國安民，豈虛言哉，豈虛言哉！

「祭祀者誰？」

「先秦之時，有李冰父子建設江堰，灌溉蜀中良田，後人紀念之，在各地建有二郎廟，多有神異，原本綿竹城外就有二郎廟，只是因為攻戰討伐，因此破落，不如重建之。」李洹說著。

二郎神是可是民間信仰中的一個重要神祗，而且在漫長的歷史源流演變中，產生了不同的二郎神，如李冰次子、趙昱、楊戩等，楊伊知道後世的許多專家對其做過詳細的考證。

二郎神的演變，最初只是在民間流傳，蜀地敬仰之，後世流傳的曲目《教坊記》中就有「二郎神」的曲名，這就說明至少在唐代就已經出現名為二郎神的神祗流傳天下了。

再往後，到了兩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四「東都隨朝祠」中載：「二郎神，即清源真君」；《咸淳臨安志》卷七十三「祠祀」的「二郎祠」條中載：「在官巷，紹興元年立，舊志雲，東京有祠，即清源真君。」這就是說，到了兩宋時期，就有了二郎神即清源真君的說法。

要說二郎神究竟是誰，每個時期都有不一樣的說法，在數百年之後的唐代，二郎神信仰的緣起則與唐代的毗沙門天王的第二子獨健有關，在唐時期，毗沙門天王信仰大行於世，其次子獨健也受到人們的尊崇。

其實更早成書的《水經注》中曾引《風俗通義》中記載了李冰和水神戰鬥的故事，但也未出現李冰次子。

關於李冰次子的最早記載出現在宋代《宋會要郎君祠》，這是宋代官修本朝《會要》，後人稱之為《宋會要》。

「會要」屬政書類的斷代典志體史書，是專門記載一代典章制度的史學著作，在其後《永樂大典》將其完全收錄，其中記載：「永康崇德廟廣佑英惠王次子，仁宗嘉佑八年八月昭永康軍廣濟王廟郎君神，特封靈惠侯，差官祭告。神即李冰次子，川人號護國靈應王，開寶七年命去王號。」

這就說明在此之前李二郎已被封王，因此可以推測，李二郎的信仰在五代時應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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