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舉秀才不知書（2/2）

只看道德的還有賢良方正科，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無私、敢於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處，以便更好地治理國家，因此察舉制中就有設立賢良方正科。

賢良方正科，始置於文帝二年，目的是納天下言，即廣泛聽取對國政的意見；賢良方正科的舉主很廣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諸王侯、三公、將軍、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此科被舉者皆由帝王親自主持對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直為九卿者，這一科也是皇帝聖心獨裁的一科，多出道士。

特科還有一科名為賢良文學科；這一科選拔的人才既注重品德修養，也注重文化質素，賢良的含義就是德行兼備，這一科的選才標準是：品德與文才兼備，又有良好的經學底蘊，這一科多授予天下聞名的文宗，出過許多名人，比如晁錯、董仲舒、公孫弘等，地位顯赫，成就卓異。

特科還有一直言極諫科，主要是授予敢於指出上位者的不足之處，提出治國建議與方略的大臣，通常被稱為諍臣。

這一科一般不是獨立的一科，而是與賢良方正相連，對直言極諫者來講，應當具有公正無私的品德，無私才能無畏，才敢於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就有了後來的「文臣死諫」的說法。

特科有一科為孝弟力田，始於惠帝四年，有時分開作兩科，因為這是兩種德行。

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對父母盡孝，悌是對兄長尊敬，這是兩種高尚的品格，因為它們能使社會秩序和諧安定。

至於力田，因為是農業社會，以農為本，農業為生之本，所以希望百姓勤於耕作，達到家給人足，國家富裕，此科多出對農學有大功者。

自從漢武帝尊崇儒學，經就專指儒家經典，而後把明經特立為一科，說明經學在政治上地位之重要，大部分的讀書人自幼苦讀經書，目的都是為了應舉、入仕。

漢代治國是儒、法並用的，選官時既選拔通曉儒學的儒生，也選拔通曉律令的人才，因此還設立了明法一科，作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武帝時令舉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習法令，足以決疑，這是設明法科的開始。

自大儒董仲舒倡導天人感應說，認為天的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符；天有陰陽，人也有陰陽，天和人相類相通，天能干預人事，人的行為亦能感應上天，自然界的災異和祥瑞，表示著天對人們的譴責和嘉獎。

君臣們大都認為陰陽災異與國家政治有密切關係，所以，在察舉的特科中設立明陰陽災異一科，選拔有關人才。

漢代察舉科目中的特科自然也有武人的一席之地，比如勇猛知兵法科；作戰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軍作戰，這就是此科所選之人才。

此科始於成帝元延元年，這一年發生日蝕，成帝恐天下有變，下詔令：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察舉制每一科初衷都是好的，但是隨著時代的演變，逐漸的以德行為重，這德行如何，百姓是無法傳揚的，只有士族來傳揚名聲，也逐漸被士族把持。

到了恆帝年間，甚至有童謠傳：

舉秀才，不知書。

舉孝廉，父別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

高第良將怯如雞。

地方官員向朝廷舉薦的茂才們根本不懂經典，而那些品德高尚因孝順而聞名的孝廉，真實的情況卻是父母被趕出家門，無所依靠。

而那些所謂的寒門中清正廉潔的人，則更是品德敗壞，道德低下如污泥一樣令人厭惡。

被舉薦的士族子弟和那些勇武猛將，實際上卻是怯懦不敢擔當，膽子如雞一樣小的人。

如今，這已經成為了天下大勢，世家豪強實際上把持了天下，恆，帝、靈帝都想要改變，扶持外戚和宦官，掀起了一場「戰爭」，史稱「黨錮之禍」。

這一場戰爭因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錮士人終身而得名，前後共發生過兩次，兩次黨錮之禍都以反宦官集團的失敗而結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團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黨人則被鎮壓。

這其中，皇帝一直在拉偏架，是最重要的原因，當然言論和史學家則多同情士大夫一黨，這當然也是正常的，畢竟把持言論的和那些史學家，實際上一直都是黨人一脈，他們這時候是士族、世家、豪強，以後則是士大夫。

不過黨錮之禍雖然接連贏了兩次，但是世家豪強的反噬也傷及了大漢王朝的根本，自黃巾之亂開始，張舉、張純等人叛亂、白波軍叛亂，這一系列席捲北方以及中原地區的叛亂，為漢朝的最終滅亡埋下伏筆。

而這背後，幾州的世家豪強，功勞是極大的，可以說就是主使，當然，他們的目的最初可能不是為了讓大漢朝滅亡，可能只是為了爭權奪利，可能只是不滿兩次黨爭的結果。

不過最終，一次席捲了天下的亂世，前後將近百年的亂世，自光武帝再興漢室這一百多年的平靜，生養的人口，全都被葬送。

這是一段極其殘酷的歷史，這種亂世開端，楊伊想要試一試能不能直接從源頭掐滅，第一步就是把幽州、冀州的世家全都掃進垃圾堆里。

拔除世家的統治，以塢堡制進入鄉里，上傳直達，減少中間的環節，讓從中間漁利的那些豪強也一同滅亡，直接把世家豪強的隱戶給揪出來，讓他們喪失動亂的基礎。

這麼做下去，定然是人頭滾滾，但是不這麼做，那麼就是後續百年的亂世，雖然這個世界只有三年的時間，但是某種程度上來說，卻也是真實的。

楊伊敢於下這個決定，她有承擔的覺悟和能力，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