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七百六十五章 巨變（2/2）

他思維跳脫、性格狂放桀驁，有記者曾這樣形容他——「即便他身上只剩二十萬元，且明天就要宣告破產，今天他也能面不改色，請你吃一頓花費十萬元的宴席。」

1989年，楊榮在港城創辦財務公司，主營客戶資金拆借，兼營債券與股票交易，就此積累下人生第一桶金。

和牟齊中一樣，楊榮也敏銳察覺到，國營企業的資本變革，是攫取時代財富的絕佳機遇。

不久後他得知，瀋陽有一家汽車廠，自1988年起對外發行一億元股票，可時隔一年多，股票依舊無人問津、滯銷嚴重。

彼時國內汽車行業處境艱難，市場普遍不看好，人人避之不及，可楊榮卻能看準時機果斷出手。

1991年，他拿出一千二百萬美元，收購這家瀋陽汽車廠40%的股份。

隨後又通過組建合資公司、股權置換等一系列複雜操作，將持股比例增持至51%，成為絕對控股方。

而且為了合理避稅，他並未以個人名義持股，而是在太平洋百慕達群島註冊項目公司，通過這家離岸公司實現控股。

1992年，這家離岸公司成為首個登陸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華夏概念股，在此之前，從未有社會主義國家企業實現海外上市。

楊榮不僅創下了歷史，更憑藉「史無前例」的噱頭，該公司在紐交所獲得35倍超額認購，成功在海外融資七千五百萬美元。

此後，他又憑藉一系列精妙的資本運作，打造出多家分別在紐約、香港、上海上市的企業，外加大批非上市關聯公司，商業版圖迅速擴張。

說實話，拋開迥異的商業運作方式不談，牟齊中與楊榮本質上其實是同一類人。

他們都精準抓住了國家經濟轉型的風口，憑藉過人的膽識和敏銳的商業嗅覺，牢牢把握住了時代機遇。

他們的行事手段，都充滿了爭議，如同在烈火中取栗、怒海里衝浪，賭性與魄力並存。

而兩人的結局，也近乎殊途同歸，最終都黯然落幕，成為那個特殊時代的獨特註腳。

牟齊中的一生大起大落，在富豪與囚徒的身份間反覆切換。

楊榮則在2002年因經濟問題涉案，最終流亡海外，銷聲匿跡。

不過話說回來，有人精明投機，就有人踏實苦幹，人群分布向來遵循正態規律。

雖然有人偏愛冒險逐利，但對於有著五千年文明傳承的東方大國而言，更多的普通人，始終在埋頭苦幹、腳踏實地。

從1978年到1991年，我國改革開放已然走過十四個年頭，國內與世界的聯繫愈發緊密，而最直觀的標誌，便是「華夏製造」一步步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市場。

同樣是1991年，歐共體宣布對共和國生產的小屏幕彩電徵收反傾銷稅。

據歐共體統計數據顯示，1985年歐洲從共和國進口小屏幕彩電僅五萬五千台。

到1988年，這一數字暴漲數十倍，飆升至一百二十五萬台。

我國出口的彩電占據歐洲16.9%的市場份額，且增長勢頭依舊迅猛。

於是為了抗衡來自華夏的彩電競爭，歐美本土廠商不得不降價30%，依舊難以抵擋。

同年，共和國對美貿易順差攀升至九十億美元，成為僅次於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對美貿易順差國。

這就意味著，每年有九十億美元的資金從美國流向華夏。

雖說我國產業層級暫時比不上日本的家電、電子等高精尖產品，在各類出口商品中，我們主要是紡織產品成為出口創匯的核心品類，撐起了外貿出口的半壁江山。

但清晰的趨勢已然顯現。

一個世界級的製造工廠，正在華夏大地上緩慢崛起。

另外，也不能忽視外企企業和合資企業在我國經濟中的貢獻。

就像華夏皮爾卡頓公司，由於占著法國品牌的優勢，藉助華夏人工成本低廉的便利，作為最早紮根共和國的合資企業，也順勢成為助力國家經濟發展、推動外貿與產業升級的重要力量。

近年來在寧衛民和鄒國棟的雙重努力，皮爾卡頓公司不但成衣出口規模節節攀升，對歐洲和日本的服裝廠商出口面料，或者根據訂單加工，也成了貿易大宗。

不同於牟齊中劍走偏鋒的投機生意，皮爾卡頓公司的海外貿易之路，走的是穩紮穩打的實業路線。

彼時國內紡織業正面臨產能過剩、內需疲軟的困境，大量國營紡織廠積壓的面料、成衣無處消化。

而合資屬性的皮爾卡頓公司，恰好藉助合資企業的優勢，打通了國內積壓產能與海外高端市場的通道，既解決了上游廠家的庫存難題，又能憑藉低廉成本在貿易中輕鬆套利。

完全可以說，皮爾卡頓華夏公司在國內，幾乎成了除官方以外的最大紡織品出口中間商。

從利潤層面來看，1991年全年，皮爾卡頓公司的海外貿易淨利潤突破三千二百萬元，這在當時國營企業普遍虧損、民營經濟剛起步的年代，無疑是天文數字。

可即便如此，明眼人都能看出，紡織、彩電這類實體產業出口勢頭再迅猛，終究逃不開低溢價、高競爭、高風險的桎梏。

有時候看似賺得熱鬧，實則利潤大頭被海外渠道掐在手裡，還時刻面臨反傾銷稅、貿易壁壘、價格戰的威脅。

這麼相比之下，就不能不說寧衛民另闢蹊徑走出的文化出口路線，才是真正看透了時代本質、避開了所有明槍暗箭的高明選擇。

他做的海外中餐廳、跨國影視項目，看似和傳統的「華夏製造」不沾邊，實則是無實物、高溢價、低風險的隱性出口，是比成衣、家電更高級的文化輸出，利潤空間和長遠價值，遠非傳統實業能比擬。

更關鍵的是，文化出口的抗風險能力不但遠勝傳統實業，而且文化產品的溢價空間沒有上限。

一件成衣、一台彩電的價格有市場定價，可一部電影、一家特色餐廳的價值，卻能隨著口碑水漲船高。

寧衛民的布局，看似不接地氣，實則精準踩中了時代痛點——別人還在賺辛苦的加工費，他已經開始賺文化溢價、品牌價值的錢。

別人還在和海外廠商打價格戰，他已經跳出了競爭泥潭，開闢了全新的賽道。

在那個全民扎堆做實業、搞外貿的年代，寧衛民的選擇顯得格外另類。

可這份另類，恰恰是他遠超同時代商人的商業智慧。

他沒有跟風擠實業的獨木橋，而是把文化變成了商品，把軟實力變成了真金白銀，這種隱性的「華夏製造」，不僅利潤更高、風險更小，還能在不知不覺中提升華夏文化的海外影響力，於商於國，都是雙贏的選擇。

遠比一時的投機暴富、薄利多銷，走得更穩、更遠。

所以從法國回到華夏之後，寧衛民在國內的工作重點也仍然聚焦在了這些看似只是「娛樂大眾」的事情上。

儘管對於那些只認「以農為本」和「大國重器」的人來說，他的事業發展方向好像是走歪了。

或者是說，多少有點不務正業，白瞎了這麼好的時代機遇。

但寧衛民知道，他的選擇只是太超前了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