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7章 恥辱！（1/2）

儘管首相格萊斯頓和內政大臣哈考特用盡了政治辭令，把責任像灰塵一樣撣向各個角落，唯獨不落在自己肩上——

但《費加羅報》的專訪和《波西米亞醜聞》將不在英國連載的消息，仍然像一塊燒紅的鐵烙在了皮膚上，燙得英國人原地齊飛。

過去一周，英國報紙還在爭論「該不該拒絕索雷爾入境」——

有些說該，主要是自由派報紙；有些說不該，主要是保守派報紙。

但無論如何，這些討論至少還在「該不該」的範疇里打轉。

現在《費加羅報》和萊昂納爾把問題換了個問法：「英國還配不配自稱自由國家？」

這就不一樣了！

《費加羅報》不是俄羅斯的《公報》，不是柏林那些奉命行事的官報。

它是法國最有影響力的報紙，讀者則囊括了全歐洲的精英，甚至在美國都有大量的訂閱者。

這些精英人人讀過伏爾泰，知道洛克，熟悉英國自己吹噓的那套「自由傳統」。

現在他們看到《費加羅報》在問：英國佬，你們的那套傳統還在嗎？

這個問題，現在的英國人自己也不敢肯定地回答。

《曼徹斯特衛報》編輯部，主編斯科特坐在辦公桌後，手裡拿著兩份報紙。

左邊是《費加羅報》，右邊是《泰晤士報》。

他先看《費加羅報》的專訪，看了兩遍，然後看《泰晤士報》今天的社論。

社論標題是《海關執法的必要邊界》，寫得四平八穩。

大概意思是說政府有權基於公共秩序考量拒絕任何人入境，這是現代國家的普遍做法，法國自己也會這麼做云云。

斯科特放下報紙，對助理編輯說：「《泰晤士報》在避重就輕！」

助理編輯點點頭：「他們不敢碰最關鍵的那個問題。」

斯科特站起來，走到窗邊。曼徹斯特的天空總是灰濛濛的，今天也不例外。

他沉默了好一會兒，才開口說：「英國像一座老房子，家具很漂亮，但有些房間太久沒打開了，於是就連主人自己都不記得裡面有什麼。」

斯科特轉回身：「我要寫一篇社論，標題就叫《被關閉的房間》。」

助理編輯好奇地問：「那內容呢？」

斯科特嘆了口氣：「我不想說英國該不該拒絕索雷爾，我只說政府該不該給出適當的理由。

一個拒絕解釋的自由政府，和一個拒絕解釋的獨裁政權，區別在哪裡？」

助理編輯猶豫了一下：「這麼寫會不會太尖銳？」

斯科特笑了：「尖銳？法國人都把刀架我們脖子上了，我們還擔心尖銳？」

第二天，《曼徹斯特衛報》的社論出來了。

文章沒提索雷爾的名字，只說「最近一位外國作家被拒入境」的事，但所有人都知道說的是誰。

文章寫得克制，但問題問得刁鑽：

【如果一個決定無需解釋，那麼誰能保證這個決定是公正的？

如果連解釋的義務都沒有，那麼權力和專斷的界限在哪裡？】

【我們常說俄國是專制國家，因為沙皇的警察可以隨意抓人而不必說明理由。

那麼，我們的海關官員可以隨意拒絕外國公民入境時，我們和俄國區別何在？】

文章最後一段寫道：

【自由不應該是掛在嘴邊的口號，而應該一套可供所有人檢驗的程序。

現在，程序被我們的官僚裝進了箱子裡！】

這篇社論引發了巨大的反響。

《每日新聞》轉載了核心段落，加了編者按：

【我們同意《曼徹斯特衛報》的觀點。問題不在於誰被拒絕了，而在於拒絕的方式。】

《帕爾馬爾公報》更直接：

【政府有權說不，但必須說清楚為什麼。沉默不是權力，是怯懦！】

自由派報紙開始形成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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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寧街10號，首相格萊斯頓的辦公室里氣氛凝重。

秘書送來一迭剪報，都是今天各報的評論。

格萊斯頓快速翻看，越看臉色越沉。

他把剪報推到內政部長哈考特面前：「你的『輿論冷卻』策略好像不太管用。」

哈考特額頭冒汗：「這只是自由派報紙在鬧。保守派媒體還是支持我們的。」

格萊斯頓抽出一份《泰晤士報》：「支持？你看看吧，通篇都在打官腔，一句硬話不敢說。這叫支持？這叫應付！」

他站起來，在辦公室里踱步：「現在問題升級了。不再是『該不該拒絕索雷爾』，而是『英國還算不算法治國家』。

你知道這個問題的分量嗎？」

作為內政部長的哈考特當然知道，英國賴以自豪的，就是那套「法治傳統」。

議會主權、司法獨立、程序正義——這些詞寫在教科書里，刻在每個英國人的腦子裡。

雖然運轉起來有這樣那樣的「潛規則」，但那不能拿上檯面來說——比如暗示把《良言》踢出「郵費優惠」名單。

現在一個法國作家，通過一家法國報紙，問英國：「你們的法治，你們的自由，你們的程序……還活著嗎？」

而英國政府沒法理直氣壯地回答「活著」，因為政府自己就在踐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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