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6章 法國男人的危機感！（1/2）

維克多·雨果先生在最近一年來，已經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當中，無論他本人還是他的文字都一樣。

1878年的那次中風，對他的健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讓他真正步入了死亡的陰影。

從1874年的《九三年》後，他就再也沒有發表過小說，近來更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長詩《世紀傳說》當中。

沒想到他竟然關注到了《太陽照常升起》這部小說，甚至為它寫了一篇評論。

這篇評論的篇幅並不冗長，卻觸及了關鍵——

【……《太陽照常升起》沒有給我們答案，甚至沒有給我們問題，它只給我們一些場景，一些對話，一些人。

這些人我們在巴黎的街上見過，在咖啡館裡見過，在沙龍里見過，也許還在我們自己的家裡見過。

「迷惘的一代」，回看這個題記，才知道索雷爾給他們下的定義有多麼準確。

迷惘，不是墮落，不是懶惰，而是一種懸在半空，無所適從的狀態。

索雷爾將這種狀態轉化為文學形式，用省略、空白、克制的對話和重複的日常，讓形式與內容達到了驚人的統一。

而他也提醒我們，戰爭過去了十二年，我們談重建，談復興，談復仇——

但我們很少談那些被戰爭改變的人，那些無法重建、無法復興、無法復仇的人。

索雷爾寫的就是這些人，他不解釋、不評判、不拯救，只是把他們放在那兒，讓我們看著他們，也看著我們自己。

我們被普魯士人打敗了，我們割讓了土地，我們賠了款，但這些都不是最痛的。

最痛的是——一直到今天，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理解這次失敗！

《太陽照常升起》雖然也沒有讓我們理解失敗，而是讓我們第一次承認——

我們不知道該如何理解失敗！】

維克多·雨果的評論發表後，《費加羅報》編輯部的信又多了。

但是罵的信更少了——不是沒人罵，而是罵的人還在罵，但更多人不罵了，開始想那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該如何理解失敗？

我們一直在說「復仇」「重建」「復興」，但這些詞用得太久，已經變成了陳詞濫調，還能承載多少真實的情感？

就像小說里那些人，他們還在用舊的方式生活——喝酒，社交，談戀愛。

但這些方式不夠了，所以他們空虛，所以他們迷茫，所以他們「懸在半空」。

正是因為他們無法再用舊的那套語言，來理解自己今天的處境。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歡《太陽照常升起》，很多人討厭它。

但討厭的人也在買報紙，也在看，也在罵——只有看了最新的連載，才知道該怎麼罵！

而罵，本身也是一種參與。

主編佩里維耶想起萊昂納爾那天在辦公室說的話：「讀者是我的合作者。」

一開始他還不懂，但現在他懂了，這部小說就是在強迫讀者與作者合作。

你不合作，你就看不懂；你合作了，你就參與了；參與了，故事就滲入你的思想。

你討厭它，但它成了你的一部分。

你喜歡它，它更成了你的一部分。

佩里維耶拿起今天剛送來的報紙校樣，上面是明天《太陽照常升起》要刊登的部分。

此前的情節當中，這群人一同離開了法國，前往西班牙的庇里牛斯山區。

旅程的前半段充滿了短暫的寧靜，他們在山中狩獵、釣魚，遠離政治的噪音與戰爭的陰影。

自然環境也給他們帶來了一種假象，仿佛只要遠離巴黎，一切破碎的生活都可以被暫時擱置。

雅克在這種環境中顯得格外安靜，他似乎比其他人更適應這種沒有解釋、沒有期待的生活。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他們進入巴斯克地區、觀看鬥牛比賽之後——

這裡的節日氣氛、酒精、音樂與血腥儀式迅速點燃了所有被壓抑的情緒。

貝爾特在這裡遇見了十九歲的年輕鬥牛士羅梅羅，羅梅羅對她有著致命的吸引力——

年輕、勇敢，充滿紀律性，對死亡蔑視，與那些和她一起廝混熟悉的戰後男性形成了鮮明對比。

她瘋狂地愛上了他，這種愛既是情慾的，也具有象徵性——她在他身上看到了未被戰爭污染的力量！

【……羅梅羅只有十九歲，手裡拿著劍和紅布，穿著緊身上衣和貼身的褲子，衣服上的金線繡在陽光下耀目到刺眼。

貝爾特看著他，他年輕、健壯到得讓她屏住了呼吸。

羅梅羅的年輕，不是巴黎那些男人的年輕——那種帶著倦意的、被酒泡軟了的年輕。

他的年輕是堅硬的，硬得像他手裡的劍。

……

鬥牛開始了。

羅梅羅舉起紅布，牛刨著蹄子，揚起一大片沙子，沖了過來。

羅梅羅不動，等牛快到面前了，才輕輕轉身，他手裡紅布擦過牛角——差一點，就差一點！

人群爆出吼聲。

貝爾特沒吼，她盯著他的背，汗水已經把上衣貼在胸口上，能看見肌肉的線條，他的手臂很穩，握劍的手沒抖。

……

一次又一次，牛終於累了，喘著粗氣，頭低下來。羅梅羅把劍舉高，沖了上去。

不是跑，是刺，他整個人像箭射出去，把劍刺進去了，只剩劍柄。

貝爾特在裙子下的腳尖繃緊了，渾身僵硬，就像也被羅梅羅的劍刺了進來。

牛晃了晃，跪倒下來，然後側躺下去，再不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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