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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我會想到萊妮芮芬史達爾（Leni Riefenstahl），那個曾為希特勒所賞識，拍攝過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會這部影史上經典紀錄片的女導演。

在德國戰敗後她始終不改口，堅稱在二戰期間，她對於希特勒進行中的猶太大屠殺並不知情。世人無法接受她的說法，他們譴責她的惡意與冷血，並將她的經典作品撻伐成政治宣傳工具。即使，沒有一個法庭可以將她視為戰犯定罪，她卻永遠活在了歷史的公審中。

某種程度而言，我可以理解女導演為何堅持自己的不知情。不是為她辯護，比較更像是終於能夠了解，明明公開道歉就能息眾怒的事，為何她反把自己丟進了撻伐的火焰？

熱烈地投身導演工作，對此以外的事物，不管是太平盛世或血腥統治，她可能都毫無興趣，亦不曾費心去了解。暴君的崛起與萊妮才華的萌芽，也許是因果，也許只是巧合。她不巧就生錯了年代。在她轉動的膠捲上，他人的命運不過是鏡頭無法捕捉的雪花與流雲，落地即融，遇風則散。她剪接著自己拍攝的毛片，再也想不起除了她的電影外，那些年裡還有什麼值得記憶的事。

如果能夠記得的是青春、才華洋溢、與電影熱戀的自己就好，為何一定要讓所謂的事實，關於死亡、瘋狂與毀滅的油墨濺滿回憶？

我想，這是女導演可能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

矢口否認，未必是睜眼說謊，可能她只是用這種方式給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也許我們也都做過與她相同的事而不自知。

而又我究竟記得什麼？

蠢蠢欲動的一九九◯年代，不管是精神的肉體的物質的還是情感的，所有不可告人與難以負荷的悲憤，都即將尋著了社會轉折的裂縫後一次潰堤噴涌盡出，無遠弗屆漫竄而不知所終。

那種氣味像硫磺，又像燒乾的湯鍋，一陣一陣地冒煙。

一九九◯年代，關於這座島的很多謊言都將被毀滅。「立法院」里不甚安寧，校園中言論對立的社團衝突漸漸浮上檯面。時代的變動，不過是舊的謊言被揭穿，新的謊言立刻補位。總有太多不擅說謊的人，在這樣的落差中一跤滑倒，而從此不知道還能相信什麼。

野心者都已看到他們可以爭取的舞台。他們看到從前緊拴住整個社會的螺絲已開始鬆弛腐鏽，大好時機已為所有想翻身者打開了大門，受害者的光榮標籤幾乎來不及分發。我卻無從感受到那種期待的喜悅。

關於這些可寫入歷史的事件，我一概不記得詳細的來龍去脈了。我想，我患了一種跟萊妮芮芬史達爾相同的失憶症。因為這是一個儘管可以把錯誤推給歷史共業的時代，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曾助長過某樁不公義的犯行，所以承認自己是不知情的共犯，或許才是人性化的表現。

大歷史從來都只是少數人的劇碼，如連續劇一樣演完一檔換下一檔。就算發生了戰亂，家破人亡，活下來的人不過同蟲蟻一堆，驚嚇之中蠕動四散，繼續開始覓食築窩，並且不忘交配，努力繁衍。

時代無論再怎樣地天翻地覆，我仍只能像夏末之蟬一般，緊緊攀住我的棲木，唱著屬於我的記憶。

萊妮芮芬史達爾記得的是她的電影，那是當她走到了人生盡頭，當一切脫落腐朽後，還能夠剩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