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６６３章 好好斟酌（1/2）

張頌看陛下若有所思，知道自己的話觸動了皇帝心底的擔憂，又沒有打斷自己，便接著說下去。

至於許衡名為蒙元重臣，其實為北方的一大名儒，但其先前所受的儒學教育基本上是金之落第老儒的「句讀之學」。後來，他從姚樞處得讀程朱遺書，大有所得，遂與姚樞、竇默相講習。他長期位居國子祭酒，以儒家六藝教授蒙古子弟。

許衡的學術宗旨大體上是以朱熹之學為依歸。他格外重視朱子的《小學》和《四書章句集注》，強調進學的次序和踐履力行。在為學方法上，強調「慎思」，以為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都可歸為一個思字，「要思無邪」。在理欲問題上，他以為天理就在人的心中，以為直求本心即可得天理，表現出依違於朱陸二人的思想傾向。

因此許衡對於保存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漢族文化，促進民族間的文化交流，都有現實的意義。另外，他極力勸說元朝的統治者力行漢法，促進了蒙古族的漢化進程。故而可以說他對宋儒的理學傳播影響甚大，當然也意味著朱陸的合流或者說是理學的轉折。

剛剛提過的劉因，他終生未仕，隱居鄉野，授徒以終。初從國子司業硯彌堅習經學章句，但不滿章句的訓詁疏釋之學，以為聖人精義絕不在於此。及得趙復所傳宋儒周敦頤、邵雍、二程、張載、朱熹、呂祖謙等人的著作，深為折服。

其以為邵雍至大也；周敦頤至精也；二程至正也；朱熹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遂轉向理學，推崇邵雍和朱熹，極力發揮邵雍的「象數學」和「觀物」思想。至於其理學思想，雖自謂上承朱熹，屬於朱學的範疇，但他在服膺程朱理學的同時，並不嚴守門戶，實也雜入陸九淵「反求諸己」「自求本心」的思想。

如言「天道」，則把自然與社會的發展變化歸於「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即「理」，認為由「理」而有世界萬物和人的生命，由「理」產生倫理綱常。主張將「人慾」化為「天理」，其方法是當求於己，無待於外。

其又提出「返求六經」及與此相關的「古無經史之分」的見解，以為《詩經》《尚書》《春秋》原本是史，只是後來由聖人刪定才變成經典。表明他一方面看到理學的思想價值，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理學家易患穿鑿附會的毛病，即往往脫離經典原義而發空論。

另有在蒙元頗有影響的大儒吳澄，其實是大宋江西人，世代業儒，自幼用力於聖賢之學，直承宋代理學的端緒，自以朱熹學術的傳承者自居。其學也更加精微，尤其是他的「道統說」，主張道之大原出於天，突出聖賢之傳道本於天的思想。

至於其理學思想，主要以折中朱陸為特色。他說：「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學問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據此可見其對朱陸分歧的基本看法。當學者執經問難時，吳澄往往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其意圖在於使學者先反之於心，而後求之五經。

其於「天道」「理氣」，認為「理」在「氣」中，原本不離，「理」是「氣」的主宰。而又以為為學之要在於「心」，主張反之吾心，體仁之本，敬為要；用仁之用，孝為首。孩提之童無不愛親，此「良心發見」之最先者，苟能充之四海皆準。

吳澄在景炎十一年受友人之邀到達燕京，與一班蒙元名士頻繁交往，彼此談經論學，相互切磋。彼時程鉅夫覺得人才難得，實在不忍心遺棄賢能之士。於是竟違背自己的諾言，特別把吳澄向忽必烈作了推薦。

吳澄很快知道了此事，仍以母親年邁體衰為由，極力推辭。隨後收拾行李，決定獨自南歸。朝中公卿大夫素聞吳澄之賢，紛紛出面挽留，但吳澄執意離京。但因為當時忽必烈駕崩，朝局動盪，我朝發起收復江南之役，因而被迫滯留於燕京，卻為接受偽職......

陳識時和馬端臨見陛下一直靜聽張頌所言，並未打斷，哪裡還不明白皇帝對於朱理之學在蒙元方面產生的『變異』有了想法，心裡已然對於蒙元儒士的看法有所改變。而他們作為皇帝身邊近臣當然也清楚其因理學的盛行，與當前推行的新政理念有駁，進而對秉承主理之學的儒士進行打壓，轉而提倡永嘉學派的事功之學。

而對於蒙元儒士皇帝一是出於政治上考慮，因為他們曾為異族統治者女真和蒙古服務，所以極為不信任；二是蒙元儒士轉而崇尚朱理之學，也會導致收復中原後的政策推行形成阻礙，更擔心南北儒士合流抵制新政，不利於以後的統治。

正是出於這些方面的擔心，陳識時等近臣是明白皇帝欲在利用戰亂之際對蒙元儒林進行清洗，但也許擔心『滅儒之舉』會遭到江南儒士的抵制，並沒有明旨實施。可在收復河南和山東的戰事中，許多蒙元漢侯被滅門，依附於他們的儒士也同時被殺或失蹤，其中蹊蹺外人可能不得而知，而他們卻是能夠感覺到一二的。

陳識時等人雖說是皇帝近臣，可也畢竟是萬千儒士中的一員，而千年來儒林雖皆奉孔孟為聖，但各種學派之間的爭奪並沒有停止過。不過他們以為不能因為國家間的戰爭，而『縱容』皇帝對北地儒士進行屠戮，有責任對皇帝進行勸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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