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一節 徙木立信（2/2）

這個時代，之所以商人賺了錢，就投入到利潤並不高的土地上，而不是繼續投入到商業中去，就是他們無法安心，他們隨時都有可能被官員剝奪了財產，伍秉鑒這樣的頂級大商人都是如此，更何況小商人呢。

潘承訓的族譜中，甚至都不記載他幾個兒子接班做總商的事情，豪商自己都鄙棄自己的身份到如此程度，怎麼可能讓他們繼續投資於商業，投資於工業，將他們的商業資本轉化為工業資本？

朱敬倫的告示很快就發下去了，當商人們真的看到各縣城門口、縣衙旁，都張貼著這些告示，告訴了大家事情的原委，朱敬倫的自我罰款，以及之後的保證，後面還附有朱敬倫和富商們的簽名。

這時候很多富商有些蒙圈，有些已經明白了，朱敬倫在拿他們徙木立信，只不過這木是豎起來了，信有沒有還不一定，如果真有人把木頭搬走而沒有得到賞金，反而更加無信可言，因此富商們真的很期待此時有一個徙木的人，也就是真的按照告示上的說法，跟某個衙門打一場官司，看看好不好使，沒聽過還可以告衙門的，到哪裡去告啊？

他們很快就知道要到哪裡去告了，因為朱敬倫的告示很快又發到了全縣，在各縣設立審判庭，派駐法官審案，並且請當地鄉紳名宿有功名者公審，哪怕是縣令也可以在這裡投告，朱敬倫的司法改革穩步推行到了全省。

說實話，各個法官的素質並不專業，其中最多的是各地的狀師，這些狀師也被蔑稱為訟棍，官員們非常不喜歡他們，常常說他們慫恿愚民訴告，荼蘼錢財，吃了原告吃被告，是最壞的壞人，所以每到一地如果當地民風愛打官司的話，想做事的官員，不是嚴格審案，而是第一時間收拾當地的狀師。

儒家世界觀下的官員，有種息訟的觀念，認為某地人愛打官司，就是民風不夠淳樸，喜歡爭鬥，不和睦，他們講究的退一步讓一步，這樣就人人和好了，這不是一個人如此，而是整個官員階層如此，不是懶政的官員不想審案，而是名臣都是這樣。

就連明代大聖人王陽明，王守仁都是這種思想，《王守仁息訟》甚至以一個知名典故流行於世。

大概是這樣的故事，王守仁的一個朋友對別人進行訴訟，王守仁說：「你等數日直到心平氣和時再來和我說。」過了幾天那人便來了說他已心平氣和了所以前來受教。王守仁說你都心平氣和了還來幹什麼。

不但是對自己的朋友，對老百姓也這樣，他被貶到廬陵做知縣，這個縣的人喜歡爭訟，王陽明就把所有官司壓下來，發出告示讓百姓不要來打官司，說他身體不好，不能理清楚官司，晾了一陣子之後，才告訴別人，不是他身體不好到不能處理這些事，只是鄰里鄉親，應該相互體諒，相互扶持，出入友愛，養成敦厚之風。一些小事糾紛，相互協商，相互謙讓，就能夠順利解決；動不動就打官司，不僅傷了和氣，實在不是良善處世之道。

最後還和當地人約定：從今往後，除非有迫不得已的重大案情，不要輕易打官司，要以良善稱於鄉族為美，養成仁義孝悌之風。如果有以良善著稱於鄉里、父慈子孝的人家，我將親自前去登門拜訪，向他們致敬。

儒家這種認為如果一地百姓熱衷於打官司，就是不和睦的心態，在道德上到底怎麼樣，不知道，反正絕對不可能適應現代商業社會，所以朱敬倫是支持法治的，如果老百姓覺得無處申冤，那才是最大的麻煩，王陽明是大聖人，他或許能夠拿捏的好，但是他的行為，卻給了很多懶政怠政的傢伙們一個絕好的藉口，那就是息訟自己省事，福健有一個縣，好幾年縣令都沒升過堂。

所以朱敬倫不但不主張息訟，而且鼓勵有怨就及早打官司，在各地招募訟師，這些人熟讀大清律例，然後派他們去香港的法庭上觀摩，請香港的法官培訓他們司法程序，當然他們不需要像英國法官那樣，穿上滑稽的衣服，帶上誇張的假髮，他們穿的是官府，朱敬倫找人給他們定做的七品官府，也就是說他們在縣裡跟縣令是平級的，但還給了他們審判縣令的權力。

至於陪審員裁決制，換成了當地名宿裁決，為了讓告訴雙方感到公平，這個裁決團必須得到雙方的認可，陪審員也起了一個新名詞，叫做請命官意思是為民請命的意思。

法官是派出去了，慢慢的也有人來打官司，判決也大致能讓人心服，判例慢慢形成，但是民告官的事情還是沒有發生，朱敬倫的「信」也就一時還立不起來。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木至少立起來了，這就說明朱敬倫是想做點事的，能起到一種千金馬骨的GG效應，也是不錯的。

1863年，行政、司法的架子慢慢搭起來了，教育的架子也慢慢成行，只是在教育這個問題上，比行政和司法更加複雜，讓朱敬倫也感到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