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動盪的昭和時代（下）（1/2）
事態發展有逐漸醞釀的過程，從皇姑屯事件到滿洲事變隔了3年多，從中東路事件算也隔了將近2年，這中間還有當時覺得一般，但事後來看非常關鍵的推動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經濟危機：
美國經濟危機爆發後，迅速波及到帝國，當時田中內閣已倒台，繼任的濱口內閣為度過難關展開了緊縮政策以應對下滑。
現在經濟界有經驗了，知道危機爆發、市場蕭條時政府不但不應該緊縮而應該儘可能寬鬆並持續用赤字刺激經濟，用政府訂單促進產業回升，即所謂的反周期對策，那時候大家都不懂，不但日本不懂，美國、英國也不懂，大家都用緊縮試圖度過難關。普遍以為危機1年，最多2年就過去了，咬咬牙就行，沒想到危機在美國持續了4年，在日本持續了差不多6年——正好是我去滿洲服役前開始探底回升。
昭和4年10月（1929），內閣頒布了高級官員減薪一成規定，請注意，這裡的高級官員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高級官員，那是有官職的基本都涵蓋在裡面，在軍隊中就包括中尉以上等級軍官。這件事對軍隊和軍官士氣影響非常大，本來前幾年裁軍就讓軍官們義憤填膺，再減薪就更難以忍耐，特別是出身貧寒，家庭遭遇衝擊的年輕將校本來還希望用自己的薪水替家裡撐一撐，減薪等於是「屋漏偏逢連夜雨」。
也許有人會奇怪，不就減少了10%麼？為什麼會這麼大反應？他根本不懂得，一份薪水發下來，經過使用，剩餘的可能就只有15-20%，個別節儉的也不會超過30%，一下子砍掉10%，其他必要開支又無法縮減，等於剩餘部分少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這種日子是很難過的。
這大潮中我是個特殊例外：一則我剛剛從中尉晉升為大尉，哪怕減薪了實際拿到手的錢也超過以往，二則我家庭負擔小——我自己父母一方全部在關東地震中罹難，想接濟也找不到對象，而我岳父母一方是多年中產階級，生活還可以，再加當時我只有2個孩子，負擔不算重，靜子雖是書香門第出身，但很會過日子，能精打細算，家庭比較寬裕。岳父大人不但不用我接濟家裡，還特意寫信來問我需不需要錢，因為他知道我剛剛去近衛師團，花銷肯定大，我沒接受，我覺得我夠花了。
這段時期我在近衛師團結交了很多新朋友，以前我在西伯利亞服役時因為囊中羞澀，很少和大家一起出去玩樂，到近衛師團就不一樣，我把以前減少的都補了回來，而且我買單時候非常多，因為比較寬裕。不過有一點我堅持住了，吃飯喝酒玩玩鬧鬧可以，花街我堅決不去，我不能對不起靜子，這件事沒少被其他人笑話，以為我怕老婆。
在這些玩鬧當中，我第一次遇到了堀長官和山本元帥（編者註：元帥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那時候堀長官和山本元帥都已是少將，前者還是海軍省軍務局長、將官會議議員，正是意氣風發之際，按歷史推斷，少則7-8年，多則10年，他就有望接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或類似的重要職務。那時候我還是大尉，又是陸軍，照理和海軍根本不熟，但事情就這麼湊巧，有一次陸海軍年輕軍官喝醉酒了打架，這在過去很常見。一般說來這種群毆肯定是陸軍勝利——陸軍野小子出身多，又向來看不慣動輒歐美禮儀的海軍軍官，稍一言辭挑釁就能打起來。
不過大家都知道分寸，最多只敢用拳頭或棍棒，別說武器，就是武士刀也不能拿出來，那是要出大事的。
這次打架正好被這兩位長官趕上，山本元帥在旁邊看熱鬧笑笑——高級軍官一般不管這種小事，但堀長官卻一聲怒喝：「海軍軍官列隊，操椅子，跟我進攻！」
說罷，當時年近50（編者註：48歲）的堀長官率先操起椅子撲過來，身後跟著一群嗷嗷直叫、打了雞血一般的海軍將校（譯者註：日本所謂將校大多數時候指軍官而非真實的將校軍銜），我們這邊最高軍銜只是少佐，一看少將撲過來趕緊逃——再怎麼有理、高層怎麼袒護，少佐對少將動手總歸不合體例要處分的，所以他腦子很清醒立即跑——不跑就要挨揍了，他一跑，我們這人心也散了，全部都跑。
後來老有人說堀長官怎麼身先士卒帶艦隊衝鋒，堪稱軍人楷模，我在昭和6年就知道了，一點都不奇怪，他就這麼個人。（編者註：此話系採訪時補充，因堀元帥、山本元帥均已過世，未得當事人印證，但另有其他陸海軍將校佐證確有其事）
說來很奇怪，大佐以下軍官，都是陸軍比較猛，能身先士卒衝鋒，就是肉彈攻擊也在所不惜，但到將官這一級，尤其是大中將，陸軍一下子就萎靡了，不如海軍敢打敢拼，特別有些大將那真是貪生怕死得可以——對，我說的就是東條！東條英機在天誅國賊中被清算，因他是大將，所以給他留了體面准許自行剖腹，與東條一起被責令自盡的還有一些陸軍將領，通知早晨就發了，但到了下午，其他軍官都陸陸續續自盡完畢，東條還好端端地活著——聽說是怕痛，不敢自殺。
他太太、兒子看不下去了，宮裡傳話的人也等得有些不耐煩，最後決定用手槍，一個大將連切腹都不敢，打什麼仗啊！更奇特的是，手槍他也哆哆嗦嗦遲遲扣動不了扳機，最終還是他兒子幫他在手指頭上使勁才完事，就這樣的人居然還當了1年多首相，真是豈有此理！據說東條夫人後來平靜地說：「夫君你既然這麼怕死，為什麼還要幹這種事呢？」
這件事陸軍上下引為醜聞，當時不准談論，我恰好在中國潛伏，自然也不知道，是回國後有一次和石原元帥喝酒時他喝醉後告訴我的，當時我差點笑死！（編者註：此事傳聞很多，且大家說法高度一致，看來屬實無疑，東條大將的兒子尚健在，對傳聞一直表示沉默，不承認也不否認。）
我已說過我是特例，當時大氣候就是晉升緩慢、薪金削減、部隊裁軍，以至於軍隊中流傳著一句順口溜：「桃栗（編者註：少尉）3年，柿（編者註：中尉）8年，想當大尉13年」，軍官們人心惶惶，不斷產生危機感。
第二個因素是中國內部的政治變化：
中東路事件後，滿洲局勢暫時消停下來。但次年在中國腹地又爆發了新的戰爭【譯者註：中原大戰】，戰爭一方是南京蔣政權，另外一方是表面服從，實際擁兵自重的地方勢力，包括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蔣政權依靠的是所謂中央軍，大約60來萬，其他地方勢力兵力總和大約是80多萬。蔣並不占優勢，不過他面對的三個敵人間彼此勾心鬥角、矛盾重重，也很難完全團結到一起，所以大體上雙方勢均力敵，具體作戰過程可能蔣吃虧多一點，不過也就是幾萬人的事，影響不了大局。
當時陸軍與各個勢力都有接觸，也有向我們提出援助請求，不過帝國財政自己都很困難，怎麼可能援助？只賣了一批舊軍火。
雙方僵持不下，拼命尋找援兵：掌握滿洲，擁兵50萬的張學良被雙方一致拉攏，當時態勢很清晰，張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可能獲勝。蔣先生的政治策劃技高一籌，說動了張學良，讓他入關幫忙，代價是由張主政華北和京津等地。
這件事讓帝國對張學良的政治能力評價再次下調：本來在他穩定滿洲局勢，擊斃楊宇霆鞏固統治後這種評價還可以，但他先衝動地敗於中東路，後又貿然投入南方戰爭，使我們對他評價很低。
原因不難理解：張學良此時是能夠改變局勢的關鍵之人，如果張作霖在世遇到該格局，一定會左右逢源為自己實現利益最大化。畢竟從性質上來說，奉系也是地方勢力，和馮、閻、李算難兄難弟，對他最有利的就是離岸平衡，坐山觀虎鬥，至於華北和京津其實不難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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