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節 潛伏前夜：石原與論持久戰（1/2）
岡村元帥委派我潛伏雖是一起孤立事件，但放在戰爭總體環境下看體現了完全不同的戰略思路，當時身為執行人的我看不出來，甚至岡村元帥自己也說不清楚究竟想要一個什麼樣的結果，所以給我的權限非常大，大到我可以相機行事、靈活處理的地步，甚至表示不會強制命令我做什麼，所有指令由我進行最後判斷——我認為合理的可以做，不合理的或者理由不充分的就不要做。
這是很高自由度和很強主觀性的工作，說句實話我自己也是在邊摸索邊行動邊工作中才領悟的，等我真正醒悟時世界大戰都基本結束了，所以你們才會看到比故事情節更離譜的現實。
談到潛伏就不能不談中日全面戰爭。
昭和8年（1933），隨著《塘沽停戰協定》簽署，中日雙方進入暫時平靜期，至少在政府層面進入平靜期。
關於下一步行動，已被滿洲事變刺激起來的少壯派軍人當然夢想著建立更多功勳，立下類似於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的功勞，所以一刻不停地尋找機會。關於對中國擴張，日本歷來有兩種想法：一種叫蠶食法，一種叫鯨吞法，都很好理解。前者主張步步為營，弄一點消化一點吸收一點，後者主張全面征服，先收下來再改造。
歷史當然證明鯨吞法是失敗了，但當時由於滿洲事變的刺激，鯨吞法還有不少擁護者，當然反對者也很多，比如海軍基本是鯨吞法的反對者。按照海軍想法，在中國沿海弄一些租界或租借地，弄一些半島、島嶼和港口城市維持特殊權益就可以了，對深入中國內地沒什麼興趣。
這是他們戰略想法高明麼？當然不是，這是本位主義！如按陸軍的想法鯨吞，那就必須大力擴張陸軍，這會大規模占用軍費，影響海軍軍費不說還會引發主導權爭奪，海軍最喜歡學英國——組建世界有名的艦隊，但陸軍默默無名最好。本來帝國有這種機會，但西門子事件【譯者註：德國西門子公司賄賂海軍，導致海軍派山本權兵衛內閣倒台】後就永遠失去了這樣的機會，無論君上、民間還是政客，都認為要保持陸海軍平衡，防止一家獨大。
在昭和8年，蠶食還是鯨吞誰優誰劣還看不出來，因此有各種各樣的工作，當時以蠶食為主，主要是滿洲剛剛拿下還來不及消化，國力貧瘠尚未做好全面戰爭的準備。在這其中板垣征四郎特別活躍，他的目標對象就是華北，當時華北並不是南京蔣政權控制的地方，而是錯綜複雜，充滿了多種勢力。
他根據對中國情報的刺探，把華北中國軍政要員分為四派：蔣派、反蔣派、現狀維持派、首鼠兩端派。認為可以通過策反工作，利用後三派及北洋派的殘餘勢力把南京政權在華北的力量排擠出去，再以這些人為骨幹建立第二個滿洲國，這想法獲得了軍部首肯和支持，隨即開始秘密實施。
但不得不說，當年排「石原之智、板垣之膽」及讓石原排在他前面都很有道理，大家並不是亂評價，他和中國通土肥原賢二一起策反北洋人物段祺瑞、吳佩孚和孫傳芳，但這些人物對於板垣的登門拜訪要麼讓其吃閉門羹；要麼就是嘴上答應，實際不行動。一流人物說不通，找在北洋政府里擔任過國務總理、總長等二流人物也應者寥寥，後來只能退而求其次找到曾任湖南督軍的張敬堯——在北洋系統中已算是三流人物。好不容易談妥，張在六國飯店被刺，板垣花了700萬日元活動費卻竹籃打水一場空。前文已述，滿洲事變後撈到了大筆錢財，但這些錢並沒轉為國內經濟建設，而是這樣用掉了，這700萬活動經費只是滄海一粟而已。
關東軍武藤信義司令對板垣征四郎這段期間的活動極為不滿，撤去他奉天特務機關長兼天津特務機關長的職務。接著命他以「參謀本部特派員」身份去歐洲、印度、菲律賓及南洋群島等地「視察旅遊」一番，後續華北工作主要由土肥原賢二負責，他對中國熟悉，考慮問題更周到，在他精心部署下，兩年後發動冀東事變【譯者註：1935年11月24日，日本指使原國民黨河北省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大漢奸殷汝耕發動叛亂，並發表脫離南京國民政府的宣言，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後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形成了華北特殊化局面。
隨后土肥原又利用駐紮察哈爾、平津地區的宋哲元、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韓復榘、河北的商震等來實現「華北五省自治」並允以軍事和經濟支持，在帝國壓力下，南京政府下令撤銷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和行政院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成立以宋哲元為委員長，由我方推薦的王揖唐、王克敏等為委員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使河北和察哈爾兩省實際脫離南京政府管轄。
以前還有中國學者吹噓冀察政務委員會做好了「應對侵略的準備」，實際上他們不懂，或是故意裝不懂，這其實是非蔣系地方實力派利用政治平台與南京分庭抗禮的舉動。當然，日本也上當了，宋哲元等人畢竟是從基層一線成長起來的，和深宅大院出身的張學良不一樣，他們只希望利用帝國政府為自己爭取活動空間，並不準備仿效充當滿洲國，更不會不抵抗，這一方面是民族感情，一方面也與地域相關——華北一直與中國內陸聯繫密切，不像滿洲與中國內地長時間分離，所以帝國最根本的目的一開始就出現了偏離。
第二個影響因素是226兵變，皇道派和統制派基於現有形勢而進行爭奪，事變平息後進行了大量的人事刷新和職務調整，除石原莞爾這樣因為在事變中堅定不移地鎮壓而被提升外，很多皇道派甚至中間派都被整肅了下去，淤積了軍隊更多不滿，需要對外發泄，作戰是最好的轉移視線的地方。
第三個影響是張學良、楊虎城在昭和11年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並讓中國共產軍和南京政府一起展開合作，這對帝國敲響了警鐘，使部分高層認為對華之戰不可避免。
事實上中日在塘沽停戰到盧溝橋事變間長達4年並不是沒有和平機會，帝國海軍在這個時期內甚至還為中國海軍建造了2艘軍艦【譯者註：平海、寧海二艦】，非要說我們在滿洲事變告一段落後就準備對華全面戰爭，那不是客觀和科學的。
這段時間我已調任在關東軍，所以更多內幕沒法挖掘，只能根據石原元帥和我的交流來說一些情況，他到參謀本部後一直關注我在滿洲國的工作，對我那套反游擊戰也很感興趣，226兵變後他升任第一部（作戰部）部長，離參謀次長只有一步之遙。他曾和別人說我們可能要學一學反游擊戰，但參謀本部其他軍人大都是一笑了之——那時候大兵團、機械化作戰才是主流科目，反游擊戰似乎是三流甚至四流部隊玩的東西，看不上眼很正常，石原也不可能天天來盯著或者推廣我的東西，他的志向主要還是在戰略層面，他堅決反對所謂對華戰爭擴大化，人稱「不擴大派」，以至於還遭到了其他少壯派的嘲笑——我們今天就是仿效石原前輩在滿洲事變中的所作所為啊。
盧溝橋事變爆發，他和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編者註：陸大33期軍刀組，最後做到參謀次長）、陸軍省軍務課課長柴山兼四郎（編者註：陸大34期，最後做到陸軍次官）為首的是不擴大事態派，以陸相杉山元（編者註：陸大22期，天誅國賊中自殺），軍務局兵務課高級課員田中新一（編者註：陸大35期，後任近衛師團長，天誅國賊中退役），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武藤章（編者註：陸大32期，幾年後轉變立場變成石原派）為首的是主戰派，一番爭辯之後，不擴大派被趕走，全面戰爭派上台，石原莞爾本人也被發配到關東軍擔任副參謀長，時間是昭和12年（1937）9月底。
他在進入參謀本部後便開始著手制訂長期戰爭指導計劃，基本構想一句話——「發源於中亞的人類文明，分為東西兩支，幾千年來各自發展……這兩大文明已形成隔太平洋而相互對峙的局面……以日（東洋文明中心）美（西洋文明中心）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戰爭將是人類最後的大戰爭」。在他看來「日美決戰」未到來以前，日本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積蓄力量，所以不可進一步擴大對華戰爭，而應該全力建設滿洲及加快軍備建設，北進蘇聯迫使其放棄遠東，當然不擴大對華戰爭不等於不從中國手裡拿好處，他希望通過經濟合作，將中國龐大的資源逐步轉化為日本戰爭機器一部分，如果可能，把中國也一體納入日本陣營。該觀點遭到東條英機等人的反對，認為石原莞爾過高估計了中國的力量，「以少許兵力略施威脅，中國就會屈服」——這句話發展到最後，就是所謂的「三個月征服支那」論。
當然，我們包括提出這句口號的人都很清楚，「三個月」是個誇張詞，形容時間短而不是真代表三個月的日期——從滿洲事變到滿洲國最終平定都超過了4個多月，怎麼可能真用三個月征服十倍於滿洲的中國本土？
對此，石原莞爾針鋒相對地駁斥不要主觀行事，「以我國現有力量支持這樣一場全面日華戰爭是有問題的」，他以參謀本部的名義下達了不擴大事端的命令，卻遭到無視，正如6年前他無視參謀本部下達給他的命令一樣，2個月後他被趕出參謀本部，擴大派牢牢掌握了軍政大權，所以他這時候很苦悶，很想找人訴說自己的觀點，而我就成了最好的傾聽者。
在他擔任關東軍副參謀長時期，擔任參謀長的是東條英機，兩人不僅在主要思想上有矛盾，在個人交往上也有不小的矛盾。
因為我是實幹派戰術參謀，東條本來對我觀感還可以，但石原來後，因為他和東條關係很糟糕，再加原來他在關東軍的舊識很多都調走了，一下子顯得和我比較親近，反而連帶引起東條對我的反感，當時東條不但派憲兵盯梢石原的行動，甚至還派憲兵來盯梢我，所以我對東條心胸狹窄有充分認識，他在天誅國賊中的下場我也覺得毫不為奇，不過我因為立下功勞，在關東軍里有一點名氣，所以他不能明著對我怎麼樣，只是把我從第1課排擠到了第4課，說是讓我當課長，其實是邊緣化手段。好在我天性豁達，對此不以為意，正好第4課是我更熟悉的政略、戰史、國情等所謂其他科目，就一頭鑽了進去。
那時候石原就有空和我聊戰略，我不懂戰略又好學，所以他很喜歡和我侃，一侃就是半天——難怪東條有不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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