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六十一章湯若望（4）（1/1）

「陳醫生王文龍、李同和、李仁軍那邊的資料有沒有寫湯若望在華的傳教情況？」

「有。在明朝時期湯若望為明朝造炮、翻譯礦冶新書，雖然沒有挽回明朝註定失敗的命運，但卻給天主教爭取了在中國的榮譽。湯若望常入宮中舉行彌撒，施行聖事。據悉，到崇禎末年，內宮的奉教者已達40人，宗室奉教者達114人。據1636年的統計，奉教的親王有140人，皇族40人，誥命夫人中有教友80餘人。」

「不會吧，誥命夫人里有80人信教，內宮竟然也有信教徒？」

「沒錯，上述這些傳教方面的成績，與湯若望的工作有直接關係。他是1640年升任北京傳教區區長的。教會方面對湯神甫的工作曾作出良好的評價。如在寫給羅馬耶穌會總會長的一封信中，曾報告說：現任北京教區區長的湯若望神甫，為天主和社會建樹了巨大的功勳。這是通過他撰寫的教理著作，以及有關使異教徒直接皈依聖教的書籍，通過勸奉宮女們入教，還借向皇上呈送禮物的機會，清晰地書面闡述了我們的信仰。鑑於他的工作以及他在北京對我們的事業所表現的熱忱，才使我們在這個帝國所作的一切成其為可能。」

「對地方上的傳教事業，湯若望也曾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如在河北省、陝西省等地。湯若望曾於1638年4月來到河間府獻縣講道，不少教友聞風而至，這一行中，湯若望共為五十多人授了洗。西安是湯若望抵華早期的傳教地點。他1627年到達西安府時，那裡的傳教氣氛並不理想，傳教沒有適宜的場所，教士沒有下榻之處，老百姓對天主教少有了解，因而產生過誤解和微詞。湯若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了這種狀況，先後建起了兩座一小一大的教堂，教友數目逐年有增，單是湯若望一人所付予洗禮的就有50名之多。」

「然後我們在說一下清朝時期。湯若望把他的天文曆法上所取得的成績歸功於上帝的指引。順治七年也就是1650年，清政府賜地在宣武門內原天主堂側重建教堂。湯若望將利馬竇建的一座經堂擴大，建成了北京城內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處成為湯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該教堂是高20米的巴羅克式大教堂，有如同高高的穹廬，上面繪滿了天使與天國的圖景。內有三間大廳，五座聖壇。聖壇前方皆以欄杆圍繞。教堂牆上掛的鍍金方牌上或繪或寫基督之事跡，天主戒條，直福八端，慈悲善行。」

「那中西立法之爭是怎麼回事？」潘如忠問道。

「湯若望在順治年間所受的恩寵與隆遇使得天主教當時在中國的傳播較為順利。隨著傳教士人數的增加，活動範圍的擴大、信徒在不斷發展。在湯若望時代，教堂在中國已有30多處，據德禮賢先生統計1650年信徒人數就已達到15萬人。」

「但是順治皇帝的去世，使湯若望失去了宮廷保護人，他的命運也發生了巨大的轉折。雖然關外的愛新覺羅氏家族直入北京，統一中國，但具有幾千年歷史的儒家思想仍然是當時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孔孟之道根深葉茂。早在順治時期，就有一些漢族士大夫反對順治信任湯若望等傳教士，對湯若望竟然在中國發展了十幾萬天主教徒極其不滿，極力主張從葡萄牙人手裡收回澳門。」

「。安徽歙縣的官生楊光先就是他們的代表，他首先向西方傳教士發難。楊光先對天主教早有所聞，於順治十五年在京城看到被釘死於十字架上的耶穌受難畫像之後，才確認天主教就是耶穌教，從此即有「彈劾」湯若望的念頭。順治十六年至十七年之間，楊光先撰寫了《辟邪論》上、中，下三篇以及《摘謬十論》、《正國體呈》、《中星說》、《選擇議》等多篇文章，又多次親自來到禮部，通政使司等衙門狀告湯若望。楊光先指出，天由二氣結撰而成，並非天主所造。耶穌是彼國謀叛的罪魁，因事敗露而被正法，絕非造天聖人。所謂天主耶穌於漢元壽二年降生之說，純屬荒唐怪誕。「若耶穌即是天主，則漢哀以前儘是無主之世界」。」

「設天果有天主，則覆載之內四海萬國，無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之理。獨主一國，豈得稱天主哉」。他進而又說，湯若望等「非我族類，其心必殊」，倘若天下之人，「只愛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干禁」，則無異於「愛虎豹之文皮，而豢之臥榻之內，忘其能噬人矣」。同時，又斥責湯若望在《時憲曆書》封面上題寫「依西洋新法」五個字，其目的是「借大清之歷以張大其西洋，而使天下萬國曉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說湯若望借西洋新法陰行邪教，而「謀奪人國是其天性，今呼朋引類，外集廣澳，內官帝掖，不可無蜂蠆之防」。因為當時順治尚在，湯若望仍受朝廷器重，而禮部又不理睬楊光先的狀告，所以湯若望等人對楊光先的反教舉動未加重視。

「到了康熙初，湯若望等耶穌會士加緊宣傳天主教，將天主教捧為全世界之惟一正教，只以天主教為獨尊。湯若望與當時在京的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比利時人）等人認真研究之後，令奉教欽天監夏官正李祖白執筆，根據明崇禎皇帝所賜「欽褒天學」匾額的「天學」二字，於康熙二年（1663年）冬撰寫了《天學傳概》一書，三年正月，又求國子監助教許之漸為該書作序。該書刊行之後，散發給在華天主堂的傳教士及有關人員。據湯若望、李祖白等人講，此書是針對楊光先指責天主教為邪教的論點而作，以闡明天主教並非邪教，而是正教。但是，在該書中卻大談特談許多令當時人無法理解和接受的觀點。」

「什麼不可讓人接受的觀點？」

「譬如，該書中寫到，「天主上帝開闢乾坤，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國」。其後生齒日繁，散走世界各地。「考之史冊，推之歷年，在中國為伏羲氏，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為中國有人之始。此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接著又說到，中國自有初人之始，即信奉天主之教，而六經四書之類，不過是天主教的「微言法語」。自秦始皇焚書之後，天主教也在中國失傳。等等。這種將中國的社會，宗教思想甚至人種完全納入歐洲的體系，變成為歐洲的附庸和分支的理論，充分反映了歐洲中心，歐洲至上論的傲慢與偏見，導致了人們的極大反感和不信任。楊光先見到《天學傳概》一書後，把它當作擊敗湯若望的一把利劍，於1664（康熙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先寫信給該書的作序者許之漸，指斥天主教是邪教，《天學傳概》是妖書，敦促許之漸舉揭湯若望，反對天主教。」

聽到這裡，秦狩用力的拍了一下桌子，「所以說西方人最會編造歷史。沒有想到歐洲至上論在那個時候就有了，我們既然來到這裡了可不能讓這個事情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