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節：滿洲事變（1）（1/2）

剛才說到滿洲事變在謀略上、在心理上、在內部思想統一上都已經做好了準備，那為什麼選擇9月18日而不是10月18或者更早或更晚的時間呢？這裡有兩個誘因：

其一是中國內部的政治危機。蔣政權在昭和5年擊敗地方實力派後並未完全消滅對手，而是將削弱了對手納入自己的陣營，雖然快速解決了問題，但卻給後續政治、經濟、軍事埋下隱患，和日本全軍一統的體系明顯不同，中國內部總有嫡系部隊、雜牌軍的說法，雜牌軍哪裡來？就是這些被他吸納進本方陣營的軍隊。

蔣介石本人當然無時無刻不在推動消滅這些雜牌軍，採用了很多辦法：分化、瓦解、收編乃至借外人的手消滅，固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為雜牌軍太多、嫡系部隊太少，持續了十幾年都消滅不了，且這種手法會讓所有人都身懷戒心，不肯全力付出。

就以消滅為由，我可以舉例說明，昭和4年末到5年中，不過半年時間，蔣介石便勒令雜牌軍對湖南、江西布爾什維克政權發動兩次大規模清剿活動【編者註：即1930年11月-1931年5月第一次、第二次反圍剿】，連續失敗。蔣除了生氣之外並不心痛，因為這些都是他本來就打算要消滅的雜牌軍，根本不放在心上。

執行這兩次清剿後，蔣介石認為對內部威壓已具備條件，便在當年5月召開國民會議，通過中華民國約法草案，引起國民黨內其他實力派嚴重不滿，為壓制這種不滿，他在南京湯山軟禁黨內元老、重量級人物胡漢民，這立即引起恐慌，胡派、汪（精衛）派、桂系（李宗仁派）、孫科（編者註：孫中山之子，傳統派）等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彷照孫中山護法戰爭時做法，在廣州另立政府，稱廣州國民政府，以汪精衛為主席。

【編者註：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內謀求合作，最終粵、寧兩派息爭，於12月22日在南京再召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廣州政府取消，由林森為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

5月底，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帝國，三次會見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願以東北權益換取日本軍火，但未得到響應，陳友仁在日期間還會見蘇聯駐日大使尋求支持，也被拒絕。

至於為什麼拒絕很好理解，大家都不認為廣州派能成事，廣州派手裡沒有基幹軍隊，有的軍隊都是懼怕蔣介石吞併的雜牌軍，只要蔣介石稍微施加軍事或政治或經濟壓力，這些軍隊就很容易反水。

在內部危機時刻，蔣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內的30萬軍隊執行清剿【編者註：1931年7月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這次清剿有勝有敗，如果蔣介石內部不遭遇那麼多反抗，這次行動成果也許會更大，但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並在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任命閻錫山、馮玉祥、韓復榘、鄒魯等人為委員，統一北方反蔣武裝，其實就是地方實力派，蔣介石迅速調兵「討逆」並親自從南京往南昌督戰，清剿自然也只能暫停。至此，國民政府主要軍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這就使石原莞爾認為，如果我們在滿洲執行行動，有很大概率不會遭遇來自南京政權的反對，關東軍只要關注張學良的兵力即可——這是他相當高明的判斷，事態發展完全沒有超過預期。

之所以擔心南京政權反對，倒不是說帝國陸軍打不過中國軍隊，而是關東軍擔心扛不住巨大壓力，南京政權再怎麼弱小也是一個主權國家。如果引發事態擴大化，不僅國際要干涉，國內也會施加壓力，這不是只有區區大佐的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可以承受的。就算能抗住，到時候主要功勞也是上面的，他們兩人如何甘心？——這句話不是我編排石原元帥，是他主動和我說的，都過去這麼多年，早已塵歸塵、土歸土，我沒必要撒謊。

其二，滿洲地方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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